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及造像特点

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宗教背景

武周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条通道恰在内外长城之间，自汉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往来交往的必经通道。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部在此建立了北魏，定都大同。从公元398年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后近百年时间。鲜卑族拓跋部的在初期，并没有信仰佛教。同一般的少数民族一样，它早期信仰是杂卜、巫术、多神教崇拜。直到定都平城后，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才逐渐注意佛教。

北魏政权的初期，主要是进行战争，占领土地，巩固政权。北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凉州(北凉)。在灭北凉时，把凉州的高僧、工匠虏掠到平城。使原来很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北凉佛教的东传造成了北魏佛教的兴盛。北魏平定凉州不仅迎来了凉州佛教的东传，而且也标志北魏最后统一中原北方广大地区，从此北魏成为中原北方的大国，西域各国纷纷遣使宋朝，表示友好。从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往返不绝，这也开通了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东传的通道。当时北魏的社会制度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发展时期，所以北魏征服北方地区的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虏掠人口和财物。据《魏书》记载：当时“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只是一次战争而己，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通过战争虏掠，把大量有技术的工匠集中到京城。当时北方主要的佛教势力和造像力量的精华，都集中在乎城地区。它所虏掠的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

北魏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依附于皇权。北魏的佛教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佛教也为当时的皇权服务。北魏的佛教发展，与其势力先后进入华北有密切的关系。自汉以来，佛教活动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北魏建国初期，为了能以异族统治者的身份，顺利收揽民心，不仅礼遇当地的高僧和教团，更积极参与佛教文化建设。当北魏大车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原攻城掠地时，顺便迅速地直接汲取该区域文化精髓，并连同佛教文化一起吸收，进而提高了魏室佛教文化的层次。统一北方后，北魏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佛教帝国。十六国末期，其原为后赵、后燕的领地，在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道安全的长期经营下，当地的佛教文化已有相当厚实的基础。

北魏太祖道武帝平定河北地区时(公元396年)除了礼遇僧人、佛寺外，还修书向佛图澄弟子僧朗致敬，并迎接佛图澄的弟子赵郡的法果担任道人统，尤其执行的佛教政策，对北魏祟尚佛教产生深远影响。道武帝对沙门法果优礼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的教规，将皇帝视作“当今如来”去礼拜。从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借此，法果于天兴元年(398年)在京城创建了弘扬佛教的三天建筑，即五级佛图、青呢山、须弥山殿。此中的青呢山，有可能就是京城西武州山的那个天然岩洞(云冈第三窟)，于是武州山也就成了灵山圣地(后称灵岩)。

第二代皇帝明元帝多次祈祷于武州山并定为“常祀”，从此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鲜卑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太祖、太宗崩后，世祖太武帝继位(424年)，太武除了继续开拓疆土之外，大力推祟佛教事业。这时北魏势力在中国较具影响的地区，主要是以长安教团为首的关中地区、以及通往西域的要道凉州(今甘肃)地区。在长期的弘法教化之下，长安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重镇。而另一主要地区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要冲，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兴起后，一般高僧进入中国之前，必先在此学习华语。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更使得凉州的佛教兴盛，人才辈出。所以大量的高僧和工匠从凉州来到平城，使平城的佛教大兴。太武帝在十年内先后平定了长安(公元431年)、凉州(公元439年)并歼灭河北地区最后残余的北燕(公元436年)使当时的北部中国统一地北魏王朝之下。这也使得北中国所有的佛教发展融汇于平城一地。此时对北魏佛教发展的最大影响，便是将各地大乘佛教发展的成就直接移入平城。原先的佛教体系，经北魏的兼并，相互之间会通融合，因而使得北魏佛教思想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反映在云冈造像上便产生彼此会通在同一组图像的表现上。由于佛教的大兴，滋生出一股实力很强的寺院经济。吴盖起义把西安的大寺院牵扯进去，或者西安寺院经济正是吴盖的后盾。太武在西安寺院里发现了刀枪，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开始大规模灭佛。一时间，“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尽管监国太子拓跋晃反对并加以保护，但土木宫塔、泥塑金人，尽皆焚烧毁坏。

文成帝复法七年之后，太武之孙文成帝即位为第四代皇帝。他一反太武之所为，立即“复法。”行动又很迅猛，一时“天下成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此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记：和平初，师贤卒。昙耀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耀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耀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耀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建佛像各一。”当时由于社会动荡，连年战乱，人们生活极为不稳定，人们便很容易归于宗教。佛教便在这时开始盛行。道教也以它的长生不老、可以成仙进入当时的一些土族间。北魏在宗教的选择中，犹豫徘徊了许久。太武帝先还是继承道武、明元的政策，对佛、道二教兼容并蓄，但到后期则因受高山道士寇谦之与汉族儒臣崔浩的影响，

他接受了道教给他的太平真君的封号而灭佛。先是寇谦之病故，后有崔浩被杀，再是太子晃谋杀太武未遂被杀，太武帝感致病疾暴崩。文成帝的复佛，给佛教又一次兴盛的机会。他们针对灭佛时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要创出一番“与天地而同久”的佛教永业，于是凿山为窟的永世基业产生了。金代曹衍在撰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石窟寺》碑文中说“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蛹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金、合土、绘丝考，岂可同日而语哉!”云冈石窟之所以能超越河西、西域早期那种小型坐禅窟的格局，创建出如此大型的、辉煌的、气势赫赫的大供佛窟，既有“石室”遗风，又有万世长存之意。至于那种大气派、大窟、大佛，以及粗犷、豪放、顶天立地、不可一世等风格，正是鲜卑人那种豪气万丈、扩地千里的气势的表现。当昙耀五窟建成之时，云冈石窟便开始进入它的极盛期。证如《水经注》描绘的那样“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是北魏京郊的一大壮观。云冈石窟，在北魏其后的六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开凿，直至迁都洛阳。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特点：

开凿时间为460—470年，由昙曜主持开凿，故称为昙曜五窟，即现编号的第16—20窟。

昙曜五窟特征十分明显，平面为马蹄形，穹窿顶，仿印度草庐形式，一门一窗，外壁满雕千佛，从北魏佛教源流特点来说，主要来源于凉州佛教。造像题材以三世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为主要题材。根据主像在石窟中的布局，16—20窟可分为二组。一组是以19窟为中心的18、19、20窟，19窟是一个中心窟，从它的布局和形制中可以看出，中间是一大像窟，两边各开一耳洞。中间是坐佛，耳洞各一倚坐佛，组成三世佛；另一组是16、17窟，17窟题材也是三世佛，不过是以交脚的未来佛弥勒作为主像，16窟主像是释迦。这两个窟主像总的布局在昙曜时期已经完成，但工程一直沿续到中期。昙曜五窟是为太祖以下五帝而设计开凿的，16窟主像释迦是现在佛，象征当时在位的文成帝，17窟主像是未来佛，应相当于还没有继位就死去的景穆帝，18、19、20应分别为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而开凿。

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鼻高，眉眼细长，主像释迦牟尼蓄八字胡须，这是印度造像的特点。双肩齐挺，身体粗壮，所著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袒右肩，一种是通肩衣。比较有特点的是袒右肩式的服装，里边穿内衣，外披袈裟。内衣一般画方格纹，袈裟边缘雕连珠纹和折带纹。菩萨像，一般是圆脸，短身，头戴宝冠（三珠新月冠），宝缯内收，裸上身，胸佩项圈，短璎珞、蛇形饰。下著羊肠大裙，戴臂钏、手镯，这种菩萨装饰是当时印度贵族的装饰。雕刻技法方面，衣纹雕刻比较浅，在凸起的衣纹上刻阴线。雕刻比较细腻、匀称、轻薄、贴体。总之，昙曜五窟有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A、草庐式的窟形；B、大像后壁开隧道；C、以三世佛为主要的造像题材；D、肩宽体壮，深目高鼻，短粗身材，八字须，火焰纹的背光，佛光上雕飞天及浅、密、贴体的服装。这些特点都显示出一种挺秀、劲健、浑厚、朴实的作风，既不同于凉州，也不完全同于犍陀罗造像，形成一种新的造像风格。

云冈中期造像特点

开凿时间为471—494年。现编号的第1、2、3、5、6、7、8、9、10、11、12、13窟，或称为孝文时期石窟。孝文帝在北魏延兴元年继位(471年)，他和祖母文明太皇太后都是大力扶持佛教的人物。这时开凿的云冈石窟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内容上都超过前期，当时所征收的财力物力集中于云冈石窟开凿，所以佛龛的数量和造像数量都急剧增多。

这时期云冈石窟开窟的实际倡导者还是孝文帝和冯太后。冯氏在北魏历史以及云冈石窟开凿上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文献记载，承明元年（476年）献文帝死，在此以前，孝文帝已在延兴元年继位。初期，孝文帝并无实权，冯氏临朝亲政，大权在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太和十三年（489年），后来出现“太后之谪”的新情况，太后逐渐失势，十四年冯氏去世。期间冯氏对国事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称孝文和冯氏为“二圣”或“二皇”。

在他们执政期间，北魏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中太和十年的服装改革，对云冈石窟的关系最为重要。南朝士大夫所著的褒衣博带式服装，由皇帝带头穿著，并用行政命令加以推行，这种措施率先在平城地区执行，也首先反映在云冈石窟太和十三年以来的造像上。文献和碑文中都提到一种叫“石祗洹舍”的建筑，根据大同地区出土的一些石雕，特别是根据云冈石窟的窟形和建筑形式，这是一种汉式的楼阁、殿堂式建筑。云冈中期以后，洞窟形制不再是草庐式，而出现了仿木构形式的汉式楼阁、殿堂和佛寺，我们称为屋形龛或屋形窟。

在孝文帝和冯氏的支持下，北魏佛教已经同文成帝复法时主要依据的凉州佛教不同了，更多受到中原（北燕）以及南方佛教的影响。连续出现双窟，规模较大。中期石窟，平面大都为方形且开凿有前后室，这种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