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及造像特点

18、19、20应分别为太武帝、明元帝பைடு நூலகம்道武帝而开凿。
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鼻高，眉眼细长，主像释迦牟尼蓄八字胡须，这是印度造像的特点。双肩齐挺，身体粗壮，所著服装有两种：
一种是袒右肩，一种是通肩衣。比较有特点的是袒右肩式的服装，里边穿内衣，外披袈裟。内衣一般画方格纹，袈裟边缘雕连珠纹和折带纹。菩萨像，一般是圆脸，短身，头戴宝冠（三珠新月冠），宝缯内收，裸上身，胸佩项圈，短璎珞、蛇形饰。下著羊肠大裙，戴臂钏、手镯，这种菩萨装饰是当时印度贵族的装饰。雕刻技法方面，衣纹雕刻比较浅，在凸起的衣纹上刻阴线。雕刻比较细腻、匀称、轻薄、贴体。总之，昙曜五窟有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北魏太祖道武帝平定河北地区时(公元396年)除了礼遇僧人、佛寺外，还修书向佛图澄弟子僧朗致敬，并迎接佛图澄的弟子赵郡的法果担任道人统，尤其执行的佛教政策，对北魏祟尚佛教产生深远影响。道武帝对沙门法果优礼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的教规，将皇帝视作“当今如来”去礼拜。从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借此，法果于天兴元年(398年)在京城创建了弘扬佛教的三天建筑，即五级佛图、青呢山、须弥山殿。
北魏建国初期，为了能以异族统治者的身份，顺利收揽民心，不仅礼遇当地的高僧和教团，更积极参与佛教文化建设。当北魏大车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原攻城掠地时，顺便迅速地直接汲取该区域文化精髓，并连同佛教文化一起吸收，进而提高了魏室佛教文化的层次。统一北方后，北魏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佛教帝国。十六国末期，其原为后赵、后燕的领地，在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道安全的长期经营下，当地的佛教文化已有相当厚实的基础。
北魏政权的初期，主要是进行战争，占领土地，巩固政权。北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凉州(北凉)。在灭北凉时，把凉州的高僧、工匠虏掠到平城。使原来很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北凉佛教的东传造成了北魏佛教的兴盛。北魏平定凉州不仅迎来了凉州佛教的东传，而且也标志北魏最后统一中原北方广大地区，从此北魏成为中原北方的大国，西域各国纷纷遣使宋朝，表示友好。从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往返不绝，这也开通了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东传的通道。当时北魏的社会制度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发展时期，所以北魏征服北方地区的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虏掠人口和财物。据《魏书》记载：
文成帝复法七年之后，太武之孙文成帝即位为第四代皇帝。他一反太武之所为，立即“复法。”行动又很迅猛，一时“天下成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此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记：
和平初，师贤卒。昙耀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耀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耀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耀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建佛像各一。”当时由于社会动荡，连年战乱，人们生活极为不稳定，人们便很容易归于宗教。佛教便在这时开始盛行。道教也以它的长生不老、可以成仙进入当时的一些土族间。北魏在宗教的选择中，犹豫徘徊了许久。太武帝先还杀，太武帝感致病疾暴崩。文成帝的复佛，给佛教又一次兴盛的机会。他们针对灭佛时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要创出一番“与天地而同久”的佛教永业，于是凿山为窟的永世基业产生了。金代曹衍在撰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石窟寺》碑文中说“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蛹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金、合土、绘丝考，岂可同日而语哉!”云冈石窟之所以能超越河西、西域早期那种小型坐禅窟的格局，创建出如此大型的、辉煌的、气势赫赫的大供佛窟，既有“石室”遗风，又有万世长存之意。至于那种大气派、大窟、大佛，以及粗犷、豪放、顶天立地、不可一世等风格，正是鲜卑人那种豪气万丈、扩地千里的气势的表现。当昙耀五窟建成之时，云冈石窟便开始进入它的极盛期。
迁都后首先是先建宫殿，佛寺的建筑还无暇顾及。文献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初期，城里只保存了一座永宁寺，城廓内保存了一座尼寺。说明这时候佛教中心仍在平城，孝文帝时龙门石窟造像主要是古阳洞一带。
到了孝明帝时期他的祖母灵太后胡氏掌握了主要政权，这时洛阳佛寺急剧增加，平城云冈造像开始衰落。
晚期石窟形制特点：
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内部更为方整、规制。造型更趋消瘦，坐佛下摆褶纹日趋重叠、繁褥。佛龛的装饰也更为复杂，龛楣、帐饰更为多变。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后来发展为“秀骨清像”，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尽管这种像出现在龙门，但它的酝酿形成是在云冈晚期。新的装束是上穿短衫、帔帛呈“X”形交叉穿璧，这种形式成为北朝后期菩萨装的代表。交叉穿璧式菩萨最早出现在云冈晚期。飞天的服饰基本同以前一样，但早、中期飞天露脚，晚期不露脚。
18、19、20窟，19窟是一个中心窟，从它的布局和形制中可以看出，中间是一大像窟，两边各开一耳洞。中间是坐佛，耳洞各一倚坐佛，组成三世佛；另一组是
16、17窟，17窟题材也是三世佛，不过是以交脚的未来佛弥勒作为主像，16窟主像是释迦。
这两个窟主像总的布局在昙曜时期已经完成，但工程一直沿续到中期。昙曜五窟是为太祖以下五帝而设计开凿的，16窟主像释迦是现在佛，象征当时在位的文成帝，17窟主像是未来佛，应相当于还没有继位就死去的景穆帝，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尽管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下限时间定在524年，是根据《金碑》记载，云冈造像铭记最晚一例是孝明帝正光五年（525年）。《金碑》所载有关云冈的史料是可靠的，当为信史。
迁都洛阳后，改司州为恒州，代尹为代郡太守，新置了平城镇。平城地区系州、郡、镇三级治所所在地。另外鲜卑拓跋部是游牧民族，习惯比较凉爽的气候，洛阳的气候比较热，北魏的皇室贵族不大习惯。所以迁都后，孝文帝下令特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虽然迁都了，平城和洛阳往来还是很频繁的，平城没受到大冷落。平城的经济实力和造像实力也未遭到削弱，因为直至迁都洛阳为止（494年），平城已有三十余年开窟的历史，培养了一大批娴熟的造像力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开幕窟造像的技能经验。从开窟者来说，主要是没有随皇室迁都洛阳的贵族官僚或虽迁到洛阳但夏季仍回平城度假的官僚，官职不高，中、下级为主，包括一般的佛教信徒。
武周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条通道恰在内外长城之间，自汉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往来交往的必经通道。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部在此建立了北魏，定都大同。从公元398年孝文帝太和十八年
(494)迁都洛阳，前后近百年时间。鲜卑族拓跋部的在初期，并没有信仰佛教。同一般的少数民族一样，它早期信仰是杂卜、巫术、多神教崇拜。直到定都平城后，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才逐渐注意佛教。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
云冈晚期造像特点
开凿时间为494——524年。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
在他们执政期间，北魏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中太和十年的服装改革，对云冈石窟的关系最为重要。南朝士大夫所著的褒衣博带式服装，由皇帝带头穿著，并用行政命令加以推行，这种措施率先在平城地区执行，也首先反映在云冈石窟太和十三年以来的造像上。文献和碑文中都提到一种叫“石祗洹舍”的建筑，根据大同地区出土的一些石雕，特别是根据云冈石窟的窟形和建筑形式，这是一种汉式的楼阁、殿堂式建筑。云冈中期以后，洞窟形制不再是草庐式，而出现了仿木构形式的汉式楼阁、殿堂和佛寺，我们称为屋形龛或屋形窟。这种窟形显然是来源于龟兹石窟的中心塔柱窟和凉州的中心方柱。云冈的变种塔庙窟后来又影响到敦煌的北魏窟。
此中的青呢山，有可能就是京城西武州山的那个天然岩洞(云冈第三窟)，于是武州山也就成了灵山圣地(后称灵岩)。
第二代皇帝明元帝多次祈祷于武州山并定为“常祀”，从此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鲜卑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太祖、太宗崩后，世祖太武帝继位(424年)，太武除了继续开拓疆土之外，大力推祟佛教事业。这时北魏势力在中国较具影响的地区，主要是以长安教团为首的关中地区、以及通往西域的要道凉州(今甘肃)地区。在长期的弘法教化之下，长安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重镇。而另一主要地区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要冲，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兴起后，一般高僧进入中国之前，必先在此学习华语。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更使得凉州的佛教兴盛，人才辈出。所以大量的高僧和工匠从凉州来到平城，使平城的佛教大兴。
太武帝在十年内先后平定了长安(公元431年)、凉州(公元439年)并歼灭河北地区最后残余的北燕(公元436年)使当时的北部中国统一地北魏王朝之下。这也使得北中国所有的佛教发展融汇于平城一地。此时对北魏佛教发展的最大影响，便是将各地大乘佛教发展的成就直接移入平城。原先的佛教体系，经北魏的兼并，相互之间会通融合，因而使得北魏佛教思想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反映在云冈造像上便产生彼此会通在同一组图像的表现上。由于佛教的大兴，滋生出一股实力很强的寺院经济。吴盖起义把西安的大寺院牵扯进去，或者西安寺院经济正是吴盖的后盾。太武在西安寺院里发现了刀枪，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开始大规模灭佛。一时间，“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尽管监国太子拓跋晃反对并加以保护，但土木宫塔、泥塑金人，尽皆焚烧毁坏。
这一时期多为中小型洞窟，类型繁杂，式样变化迅速，流行千佛洞、塔洞、三壁三龛式或四壁重龛式洞窟，窟门外出现雕饰。造像内容趋于简单化，形式趋于程式化。三壁三龛式窟的北壁主要题材多为释迦多宝；四壁重龛式窟北壁上为弥勒，下为释迦。
A、草庐式的窟形；
B、大像后壁开隧道；
C、以三世佛为主要的造像题材；
D、肩宽体壮，深目高鼻，短粗身材，八字须，火焰纹的背光，佛光上雕飞天及浅、密、贴体的服装。这些特点都显示出一种挺秀、劲健、浑厚、朴实的作风，既不同于凉州，也不完全同于犍陀罗造像，形成一种新的造像风格。
xx中期造像特点
开凿时间为471—494年。现编号的第
1、2、
3、5、
6、7、
8、9、
10、11、
12、13窟，或称为孝文时期石窟。孝文帝在北魏延兴元年继位(471年)，他和祖母文明太皇太后都是大力扶持佛教的人物。这时开凿的云冈石窟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内容上都超过前期，当时所征收的财力物力集中于云冈石窟开凿，所以佛龛的数量和造像数量都急剧增多。
这时期云冈石窟开窟的实际倡导者还是孝文帝和冯太后。冯氏在北魏历史以及云冈石窟开凿上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文献记载，承明元年（476年）献文帝死，在此以前，孝文帝已在延兴元年继位。初期，孝文帝并无实权，冯氏临朝亲政，大权在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太和十三年（489年），后来出现“太后之谪”的新情况，太后逐渐失势，十四年冯氏去世。期间冯氏对国事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称孝文和冯氏为“二圣”或“二皇”。
证如《水经注》描绘的那样“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是北魏京郊的一大壮观。云冈石窟，在北魏其后的六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开凿，直至迁都洛阳。
xx早期造像特点：
开凿时间为460—470年，由昙曜主持开凿，故称为昙曜五窟，即现编号的第16—20窟。
昙曜五窟特征十分明显，平面为马蹄形，穹窿顶，仿印度草庐形式，一门一窗，外壁满雕千佛，从北魏佛教源流特点来说，主要来源于凉州佛教。造像题材以三世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为主要题材。根据主像在石窟中的布局，16—20窟可分为二组。一组是以19窟为中心的
当时“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只是一次战争而己，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通过战争虏掠，把大量有技术的工匠集中到京城。当时北方主要的佛教势力和造像力量的精华，都集中在乎城地区。它所虏掠的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
北魏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依附于皇权。北魏的佛教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佛教也为当时的皇权服务。北魏的佛教发展，与其势力先后进入华北有密切的关系。自汉以来，佛教活动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