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诸葛亮的“先知”与孙武子的“庙算”

文化的先进与否，往往要看其历史生命。通过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将其精华发扬光大，是世界上优秀文化遗产延续发展的共同道路。《孙子兵法》这一军事文化珍葩的延续，就能说明这一点。而诸葛亮对孙子的继承和发扬则更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一 有“兵学圣典”之称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兵书，《计篇》是十三篇的首篇，因而，《计篇》也应被看作是古今兵法研究的第一篇。

《计篇》的核心是“庙算”，就是在庙堂之上计算决定敌我双方胜负的各种条件，以判明优劣，从而作出战争预测，也就是孙子所说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高明的将帅善于通过对双方“五事”、“七计”全面而又准确的比较，探求胜负之情状。“庙算”所达到的科学预见，是战争指导上的最高层次。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战争史上，从伊尹的判断伐夏时机到吕尚的渭水问对，从韩信的料项羽到薛公的料英布，从鲁肃的江东对策到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等等，无数智慧之星以他们精明卓绝的才智对孙子的“庙算”进行了生动的诠释。而此中尤以诸葛亮对孙子思想的演绎，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精彩绝伦。
二 诸葛亮一生，“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包文武之德”，出将入相，既是治国安民的重臣，更是开疆拓土的肱股。

从他神机妙算、指挥若定的军事实践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对《孙子兵法》的领会与运用。诸葛亮是悉心研读过《孙子兵法》的，他曾多次提到孙子与《孙子兵法》。街亭失利斩马谡后，诸葛亮回答蒋琬之疑时说：“孙武所以能制胜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十一月，诸葛亮上书后主陈述伐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时说：“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这句话当是对《孙子兵法》“佚而劳之”及“以佚待劳”的综合论述。同是在这篇奏章中，还有“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之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另外，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亲赴柴桑游说孙权联吴抗曹，力陈曹军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之弊，指出：“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此处“兵法”当指《孙子兵法》，“必蹶上将军”当是引用《孙子兵法.军争篇》中“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于雄辩滔滔中信手拈来，他对《孙子兵法》熟悉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三 诸葛

亮对《孙子兵法》的学习与运用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杜甫曾称赞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杜诗详注》卷十五《八阵图》），《全上古三代文》记载：“武，齐人。避乱奔吴，吴王阖庐以为客将军。有《兵法》一卷，《八阵图》一卷，《牝八阵图》一卷……”据此可知，孙武著有《八阵图》。应该说，诸葛亮的“八阵”与孙武的“八阵”是有承继关系的，《历代兵制》卷三《八阵图赞》有“六十四阵，演自孙吴”、“显允武侯，经之营之”等句，明言诸葛亮的“八阵”与孙武的“八阵”一脉相承。晋代李兴所谓“推子八阵，不在孙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一句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并没有局限于孙子、吴子的“八阵”，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二是全方位地学习与运用。从大战略到军事战略，从作战到治军，从技术到战术，诸葛亮的军事实践处处体现着《孙子兵法》思想。在指挥上，诸葛亮善于“动敌”、打伏击战；治军上，史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由街亭失利后的杀马谡、赏王平可见其深得孙武子“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孙子兵法.九地篇》）理论之精髓；军事技术上，诸葛亮发明并运用了木牛、流马、连弩等当时先进的武器装备。

诸葛亮对孙子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见之于史料的并不多。清代张澍编辑的《诸葛忠武侯文集》现存“军令”十条、“兵要”九条、“兵法”一条、“贼骑来教”一条。这些留存下来的诸葛军事理论与孙子的军事思想是有渊源的。据《李卫公问对》载，唐太宗以“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询问李靖，李靖的回答是：“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案《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以《孙子兵法》解释诸葛亮的“兵要”，二者多有相通是不言自明的。
四 诸葛亮对孙子的继承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先知”。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在大战略上，他的“隆中对”，可谓未出茅庐预知天下三分。首先，他看到了曹操既占天时又有人谋，拥军百万的强大势力；看到了江东孙氏“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综合优势；清醒地意识到，以曹操势力之大，诚不可与争锋，而以孙权实力之强，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因此，联吴抗曹势

所必行。第二，看到了荆益优越的地理环境，更看到了荆州、益州之主皆不得其人，可取而代之。第三，看到了刘备胸怀大志，信义四海，思贤如渴等良好的自身条件。因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确立了联吴抗曹的大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赤壁之战前，他就预见到曹军必被击败。曹军一路扑来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但诸葛亮却视曹军为强弩之末。在他看来，刘备虽然新败于长阪，但精甲犹存；曹军轻骑兼程，远来疲弊，犯了兵家大忌；加上曹兵乃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只要孙权能派几万人马与刘备共同作战，则破曹必胜。尤为重要的是，诸葛亮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三分形势即将到来。历史的发展正如诸葛亮所料，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败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在北伐问题上，他看到了汉室不可复兴，蜀汉不伐将亡。从力量对比来看，魏、蜀、吴三国中，蜀国实力最弱。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孙子兵法.形篇》）熟谙兵法的诸葛亮却执意要以弱蜀攻强魏，以实现其兴复汉室的理想，除了报刘备三顾之恩外，当另有战略意图。《后出师表》起首即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不仅仅是先帝刘备之虑，也是诸葛亮之虑，他清醒地意识到，“不伐贼，王业亦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因而，诸葛亮的北伐只是为了尽最大的力量保全蜀汉。

在接班人问题上，他临终前预先选定蒋琬、费祎为自己事业的两代继承者。陈寿《益部耆旧杂记》载，诸葛亮病重时，后主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国家大事，当问到“如公百年后，谁可责大事者”，诸葛亮以“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文伟可以继之”答之。早在刘备时期，诸葛亮就意识到蒋琬乃社稷之器，就放手予以使用。对于识悟过人的费祎，诸葛亮也着力进行了培养。费祎多次出使东吴，面对孙权君臣的嘲弄、刁难，“辞顺义笃，据理以答”（《三国志.蜀书.费祎传》），终不辱使命。诸葛亮去世后，接任的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三国志.蜀书.蒋琬传》），以其出类拔萃的才干稳定了蜀汉的政治局面。继蒋琬之后的费祎，在内政、外交、军事上也都显示了卓越的才能。
五
诸葛亮既是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优秀的政治家。杜甫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杜诗详注》卷十七《咏怀古迹之五》）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在中国封建史上，自从战国文武分术、将相分职之后，很少再有如诸葛亮这么杰出的文武

双全、出将入相的历史人物，无怪乎历代文人骚客对他推崇备至，吟咏赞叹不绝于史。在“入相”的治国中，诸葛亮宗师的是孔子的儒学，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展示了儒家忠君爱民、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操；在“出将”的作战中，他宗师的是孙子，并将《孙子兵法》出神入化地融入军事实践中，成了智慧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