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讲述讲解

浅谈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摘要:“攘外必先安安内”在古代中国有着肥沃的政治和思想土壤供其生根发芽。在“家天下”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先“安内”后“攘外”成为一种统治需要。到了近代，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饱受百年外辱的中国，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为何同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在古代和近代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关键词:攘外必先安内历史渊源蒋介石

一、前言

在中国，“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治命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最早的运用可追溯至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回顾其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与古代中国内外关系、政治思想、经济模式、传统道德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掌权者的观念中，特别是前人大量的成功实践证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策略有着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这使得“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自此，这一政策开始饱受国人诟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攘外必先安内”成为评价蒋介石时的主要批判方向，“攘外必先安内”也被打上了“卖国政策”的标签。

那么“攘外必先安内”是否真的只是挂安内只虚，行卖国之实呢？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

二、历史发展过程

“攘外必先安内”非蒋介石一家之言，其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宰相赵普。宋太宗年间,九州岛未定,四夷并起。鉴于此内外局势，宋廷宰相赵普上书太宗，陈述利害，进谏良策。赵普在奏折中写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进行正面阐述。

此政策的论述虽源于北宋，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一直存在，并为统治者所青睐和运用。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统治出现危机时，历代统治者往往以安内为中心，并辅以攘外措施，以应付政权危机，维护政权延续。

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愿意选择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除了有政策布置上的惯性外，还有中国历史上有诸多事例足以印证该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就远处而言，我们可谈春秋时期齐桓公“尊王攘夷”之事。

春秋时期，天子势微，诸侯祸起，兵矢交伐，纷争不止。在此内部列国诸侯交伐频频，外部戎狄屡屡犯境侵扰的形势下，周氏江山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在此危难时刻，春秋首霸齐桓公毅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率军平定霍乱诸侯，欲先“安内”以“尊王”，“尊王”以联合诸侯国民，后“攘外”驱逐戎狄，以解边患。最终结果是齐桓公以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的身份，安定了内部局势，威慑四夷莫敢犯边。最主要的是齐桓公获得了周天子的信任，被尊为霸主，比原

本诸侯长的身份更为尊贵，可代天子以令诸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齐国作为诸侯长有代天子巡查诸侯的权利，又因其“尊王攘夷”的口号符合时局的需要，也符合周天子和大部分诸侯封国的利益。如此齐桓公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终能成事。

到了秦汉时期，九州归一，帝制确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中国得以确立，随之改变的还有百姓的思想观念，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开始根植在底层民众的思想里。与此同时，在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等美好期望和大一统观念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安内”愈发显得重要。或许在统治者看来，外部威胁只是一时，内部威胁却可以让政权倾覆。

西汉初期，政权初定。连年战乱致使经济凋敝，国民生产尚未恢复。与此同时，国内异姓王拥兵自重，北方匈奴频频袭扰。在治国理念和内外政策上，汉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将恢复生产、增强国力与削藩并重，把“安内”牢牢地放在治国第一位，同时兼具“攘外”。由于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攘外”平边疆匈乱，所以当时的“攘外”方式以和亲为主，意在稳住匈奴，争取时间。历经六十余年，终安定作乱列国，强盛西汉国力，奋高、惠、文、景、武帝五世余烈，兵出塞北，毕功于一役，平定匈奴。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成功事例。

前有齐桓公“尊王攘夷”，后有汉初五帝先“安内”后“攘外”的成功事例，无怪乎后世王朝乐衷于先“内安”后“攘外”的策略。

即使是一心精忠报国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曾极力谏言“攘外必先安内”。南宋初年，岳飞虽忙于北伐战事，但仍心挂内部匪患。他曾上述高宗，极力谏言，陈晓利害，所呈奏折名言“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由此可见，岳飞当时认为治匪患应是当前第一要务，不然匪患不除，何以攘外？流寇不绝，何以服远？所以欲“攘外”必先“安内”，岳家军若想北伐功成，恢复中原，必先要安定后方，不然一切皆是妄谈。

明末统治者在“安内”和“攘外”的先后顺序上与前朝统治者们达成了共识。明末崇祯年间，朱氏江山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八旗频频叩关。最初崇祯是打算“安内”与“攘外”并举，但是高估了明朝的实力，也低估了李、张、女真的实力，导致内不得安，外未能定，错过了镇压内部动乱的最佳时机。虽然后期崇祯也把主要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但是力有不逮，且边关又需要重兵驻守，这种情形下焉有不覆之理？崇祯在“攘外”和“安内”间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要为明末军事上的失败负责。

三、攘外必先安内存在的原因

古代中国作为东方强国，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远胜于周边国家。强盛的综合国力使得中国无惧于来自周边政权的挑战，至少大部分时候是的。在元清以前，即使是面对匈奴、五胡、契丹、女真等强势外族，汉族政权至多是偏居江南，九州全部沦陷之事从未发生过。古代中国朝代更替往往始于内乱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对封建

统治者而言，其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绝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有趣的是，一般情况下，中国内部出现动荡的时候也是外患最严重的时候。而内部安定之时，也是四方皆服，万邦来朝之时。难怪乎士大夫皆善言内安则服远。

古代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提倡的是四海归一，九州共主。更何况夏商周之时，中国已是进入“家天下”的统治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君主们恪守的原则。作为国家的主人，统治阶级能够容许国土以外有其他势力的存在，但绝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威胁其统治的存在。整治内乱也就成了统治阶级们维护统治的基础。

中国的宗法制最明显的社会管理作为就是通过宗内自治的形式构建一个的稳定社会秩序。正所谓家有其宗，国亦有其宗。如果把国家看做大宗。各家就是小宗。不论是人反小宗，还是小宗反大宗都是背叛行为，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涉及到古代中国的价值取向。因此，重“安内”轻“攘外”的思想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经济模式上，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土地上，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关注“家内”的社会意识。

综上所述，“攘外必先安内”之所以能够扎根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观念之中，不仅仅是效仿前人功法，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以及受到政治模式、社会意识的影响。

四、蒋介石与“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