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论》评析

李清照《词论》初探





孟醒石

《词论》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的词学专论。在《词论》中，李清照以亲身参与创作的实践经验，梳理总结词的发展流变，并对词坛诸多名家进行批评品鉴。《词论》虽云片段，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照的词学思想及审美标准。
《词论》（或《论词》），由后人命名初收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这篇最早的词史专论，篇幅简短，议论精警，兹引文如下：
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群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继胡仔之后，第二位著录《词论》的是南宋魏庆之，见其《

诗人玉屑》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题作《李易安评》，又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将胡仔所引的“虽极妍丽丰逸”句作“非不妍丽”，又将胡仔所引“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挝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将“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正为此辈发也”一段全文引录。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 ， 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题作《李易安评词》，文字系据《诗人玉屑》，未引“苕溪渔隐”一段，且文字有一定出入。

一、 一部宏观研究的微型词史

李清照以时间为序，以词由民间进入文人手中为线索，勾勒了词由盛唐五代至北宋的发展脉络，主次清晰，且议论有理。
首先，唐代。关于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任半塘先生多年研究得出：“宋词源于唐曲子。唐曲子自燕乐出，实始于隋。”“杂言曲子之兴，当断于隋代，而非中晚唐间事也”（转引自周笃文先生《宋词》后记）。《词论》始以“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概括了盛唐曲子词的早期发展情况，也可看出清照认为曲子词产生于盛唐之前。随之，她欲扬先抑，以较多篇幅、传奇手法，形神兼备地描述了李八郎之逸事，说明当时配合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已由民间进入文人雅士手中，并广泛流传受到上流社会的重视与欢迎。这段逸事读来有趣，并非闲笔。正是适应了社会的广泛需求，经由流行歌手的演唱传播，词——这种新兴的抒情文体渐繁盛发展起来。此后，清照指出填词应要求内容文雅高尚，摒弃流靡之音，但她同时指出曲子词自诞生之日起即普遍实践的小令，诸如《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浣溪沙》等有了更广泛的流布（其中现存唐词中无《莎鸡子》，《词论》保存了曾有这一词牌的文献资料），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深远。




其次，五代。词人又以批评之笔，指出五代十国因战乱频仍而导致“斯文道熄”。论五代词舍花间而取南唐，在肯定南唐君臣“尚文雅”的同时，指出其“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时代特征，再次表明清照论词与时代紧密相关，这与其创作实践及经验是分不开的。
第三，宋代。清照这样概括词学发展与社会时代的关系：“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到了北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歌楼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礼乐文武大备”。在这样良好的土壤滋养下，词于宋代迅速攀升。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与填词者才能相适应，小令之外复有慢词长调，出现了柳永的“新

变”，促进了宋词的全面繁荣，这是就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就表现手法及风格来看，柳永之后百花齐放，《词论》依次列举了诸多词坛名家。在与诗、文严格区别之下，反对以诗为词，以文为词，鲜明地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以上三个时期，层次井然，有理有据，初步反映了词的发展演变轨迹。尤其渗透了清照的审美情趣和品评标准，使得《词论》在 简单的词史勾勤之外蕴含了更丰富的内容。

二、 词“别是一家”的提出和论证

作为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高屋建瓴，对有代表性的词人、词派（包括作品）进行了多方面评述，诸如思想内容、体制声律、风格特色、表现技巧等方面，系统反映了词发展的渊源流变及优劣得失，不乏胆识和勇气，颇有“生当作人杰”的气概，也令人念及她争强好胜的性情来。虽对诸多词人有褒有贬，或有偏颇，却直接影响了后世词论，是为开创之功。
我们分别从三个时期来观照：
其一，唐代词尚属开创阶段，除晚唐温庭筠外，几无杰出词人。“郑卫之声“、”流靡之变“当就晚唐曲调靡微，内容绮艳而言。此处笔墨较少，却精炼点出词已背离了清新健康的民间风味。
其二，清照评五代词颇富聪心慧口，显示了灼人识见。她摒弃花间而直取南唐，自有用意。五代时期，词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欧阳炯《花间集》序），渐趋绮靡，文人词的代表作《花间集》充斥的是内容贫乏、风格绮艳的靡靡之音，很少抒发词作者的真实情感，几为应歌之词：“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词论》评论南唐词人用一“独”字发人深省，见其倾向。视李氏君臣为一完整的词派，是因其“尚文雅”，和清照的性情气质同出一径，也与花间派相对而言。她援例评介，总括为“亡国之音哀以思”，再次关合时代及个人遭际。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在这一问题上颇富新见，认为李清照“对南唐二主及冯延巳的评价极高，既崇之谓‘独尚文雅’，又赞美他们的词语奇甚，至于谓之‘亡国之音哀以思’，其词若有所憾，其实则深喜之。”不同于过去诸多研究者认为“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评语为不满之词。从两个词派对宋词的影响来看，南唐词无论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更有启迪之功：王国维《人间词话》：“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而后人论李煜、李清照的

继承关系及风格特色，也正说明清照尚本色自然的词学追求。
其三，清照论述北宋词不惜笔墨，较完整地反映了她对词的多方面要求：文雅、协律、典重、故实、铺叙。这些构成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内容，其中尤以音律为其内涵的主要方面。这一点是被诸多研究者所接纳的，如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李清照的词是‘别是一家之说’，主要在于维护词的合乐可歌的基本特征。配合乐曲而作的歌词，如不合乐而歌，则失其所以为词。”刘宁《女词人的独特贡献——谈李清照的〈词论〉》也认为《词论》提出了关于词的五个标准，但所谓“铺叙”、“典重”等标准都以“协律”为前提，故“《词论》不仅充分尊重了词的音乐特点，而且促进了后来词人对词独特抒情方式的规范概括，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清照《词论》花费大量笔墨在同时代作家的品评上，显示了她极为果敢、尖锐的批评品格。她把北宋词人按创作特点分成三类进行评述：第一类是柳永及“继出”词人：“始有柳屯田永者……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充分肯定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作慢词的功绩，并批评柳词“词语尘下”，“他（柳永）在众人多作小令时已开始采用了慢词形式，这在整个宋词发展中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邓魁英《欧阳修在词史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63年4月14日）就这一问题而言，研究者往往由《词论》导引至极端，认为慢词长调始于柳永。其实若以词调创新论，同时代欧阳修也参与了词体改革，他不只有唐五代常见的小令，还填有大量《渔家傲》的新调和《御带花》、《越溪春》、《千秋岁》、《踏莎行慢》、《摸鱼儿》等慢词的尝试，慢词的创新不应仅归于柳永一人。可以说，柳永和欧阳修等共同参与了词体改革，柳永更多倾力于慢词填写及其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并影响到后来周邦彦等大量慢词的谱写，实功不可没。而“词语尘下”确是柳词的明显毛病?/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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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大学报 1987年2月）第二类是晏、欧、苏轼及王安石、曾巩等词人：“至晏元献、欧阳永叔……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她赞誉这些词人首先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以“学际天人”的身份来填词篇“直如酌蠡水于大海”，诗、文、词各有不同，所需才力有长短。复批评为“句读不葺之诗”、“不协音律”，为诗词立下明显的界碑。元初沈义文《乐府指迷》云：“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皆强调词的声学特质，反对以诗为词。对于苏轼的评价，是历来研究者争论的焦点。黄盛璋认为“他的词不协音律，在词可以付诸歌唱的时代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这个缺点差不多是尽人皆知，这是严重违反社会娱乐需要与乐伎要求的……清照强调词要严格遵守音律，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时代要求与词的特点提出来的。”（《李清照与其思想》 山西师院学报 1959年2月）这很有道理，清照作为词人，她往往从创作者角度出发，首先强调词之声学本质及内涵，须协律可歌，这样才能赢得更广泛群体的接受。《词论》提及柳永“大得声称于世”，似应断句为“大得声，称于世。”因其“协音律”，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至于晏、欧、苏词不协音律是否完全正确，因词乐失传，很难得出惟一的科学性结论。我们发现苏轼确有不协律之作，但他对词风的转变及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有着高于“不协律”的重要意义。晁补之说：“东坡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王灼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在转变词风上，确如胡寅所言“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酒边词》序）从现存清照词看，.她以婉约风格为主。但我们发现清照并无只倡婉约而反对豪放词风之迹，其《渔家傲》也有天风海雨之势。苏轼乃“学际天人”，极富创新意识，其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自是一家”，认为词与诗同样具有咏怀言志的作用，提升了词的社会地位和表述功能。但同时，“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词于词的特质而言即有所忽略，而成为“别体”，《词论》对此加以批评责备。因着性情和情趣的差异，清照更注重传统，在词论和创作实践上追求唐五代以来词的婉约细腻品质、本色自然风味，即追求词的原生性。当然清照词也并不能完全实现自

己的文学理论，而树立较高的文学目标并非苛求，取法乎上能得其中，更彰显清照严格的词学理想。随之她批评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作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这是说王、曾更擅长文章写作，若以文为词，就只会令人大笑不已，无关乎词了。曾巩确不善诗词，仅有《赏南枝》一首流传，有文章之质实，缺乏情味。王安石从总体看也有散文化的倾向，虽有个别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如《桂枝香》，终难代表整体。很明显，清照列举王、曾这些不擅词道的作家有其用意，即她并不满意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其内心深处所挚爱的是“小歌词”。以往研究者有认为这是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因视词为“小道”而言。我们以为清照前后两次言及“小歌词”，是词人对词体深怀情感的亲切称谓：“歌”紧扣词为声学，须协律可歌；“小”正流露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王国维语）的传统本色。这些和词人的行文极为妥帖吻合，同时为下文“别是一家”论的提出而张本。“知之者少”则直接表明清照审词标准之严。




《词论》最末所提及的“铺叙”、“典重”、“情致”、“故实”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词体内涵及创作方法。对于北宋后期词人，清照主要评论了“始能知之”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她对这些当代的词人不作隐瞒、毫不客气地加以评介，批评的勇气弥足珍贵。胡仔录《词论》缘于“此论未公，吾不凭也。”而后世研究者更珍视清照这珠玑文字所透露的词学审美理想，施议对《李清照的〈词论〉研究》认为尚故实，注重思想内容；主情致，讲究形象美；词的风格必须典重、高雅等，此论似有偏颇。邱世友《词论史论稿》中重点阐释了清照的声律论和情致论，认为这些构成了她词学理想的核心，也是词“别是一家”的集中概括：“她强调‘词别是一家’，因为词是声学，系乎声情，词有其声情的特征。因此，李清照主张严声律而主情致。作为词的内容特征须纯正而斥淫秽，因此倡典重，必须具‘富贵态’，免于寒乞，因此又提倡故实。词境必求其浑成，因此又反对破碎，如此等等。这都是当时针砭时弊的理论。吴梅先生云：‘其讥弹前辈，能切中其病，世不以为刻论也。’（《词学通论》）”这不无道理。同时，研究者还可借此对照清照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否一致。因此，如何深入理解这些具体的审美标准，当很重要。限于篇幅，暂不细论。
《词论》看似嘎然而止，却给后人留下了大大的疑问：为什么未提词人周邦彦？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清照于北宋名家皆有微词，独于周邦彦只字未提，是因为

她奉邦彦为楷模。“李清照维护作为声诗的词的声律外部特征，不标举同时期的周邦彦，而客观上则以清真为论词的依据”（邱世友语）。徐永瑞说：“对这精于词律的大词家没有微词，实在挑不出毛病。”（《谈谈李清照的（词论）》或如朱淡文所说胡仔有“增删改动原文的可能”而且诸多评论也说明周邦彦确实为“集大成者”（周济语）。张炎：“美成词浑厚和雅”；沈义父：“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晚周邦彦二十七岁的清照应该看到过他的词篇，没有看到作品之说是不可能成立的。顾易生《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提出商榷的说法即有不切之疑：“这可能是由于没有看到过周的作品，或许是对同时代的人未便加以讥议。但如果推选为最佳样板，那就不必回避了。”而缪钺《灵奚 词说（续十六）——论李清照词》中认为是一种矛盾的心理使她没有提周邦彦。张惠民则认为李清照绝不可能以周邦彦为典范（《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 P37-39）以上说法皆有想象臆断的嫌疑，加之对《词论》有是否片断的疑议，在确凿证据出现之前，这些都有一定存在的可能，可以继续讨论。

三、《词论》的意义和价值启示

清照《词论》言简意赅，短短五百余字，涉及了词的声律、情致等形式、内容方面的问题，尤其前者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见，清照标榜词乃声学，强调其协律可歌的特质。
把握词的发展进程与社会时代之关系，置之与广大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中，符合文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客观规律。这便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具有社会文化特征了。
品评词人颇具代表性。清晰、简洁的评介勾勒了不同时期的词坛状况，进而折射出词体的渊源流变史。所论或严格，或有失偏颇，却能反映出清照卓尔不群的胆识。它不啻为第一篇宏观研究的微型词史，即如词论而言，其系统性、概括性也是极其高超的，这些都直接启迪、导引了后世词论的发展。
这是一篇以词的原生意义为基调而进行探讨的词论。清照立足传统，针对当时词坛上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等现象，鲜明提出词乃“别是一家”之说，发他人所未发，为当时百家争鸣的词坛提出一个非常富有探索意义的命题。诚如上文所言，“小歌词”的真实内涵，词之为体的当行本色等问题融汇其间，发人深省。至于《词论》的功与过，众说纷纭，甚至观点背道而驰。但这些并未妨碍《词论》中问题提出的可贵性。研究者更是透过《词论》来观照清照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从《词论》的表层结

构——词学思想，进而到深层结构——美学思想的探究。从这个意义讲，《词论》无疑是我们深入体察词人清照的一个重要窗口。
《词论》对当代词学建设的价值启示。围绕《词论》尚有诸多问题悬置，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面对这份文学遗产，如何继承并发展是一个难题。但我们深信，“传统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的规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