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国话”的现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西方文论中国话”的现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摘要：在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中，如何“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成为中国学者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中国学者在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应该选择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的尴尬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以互识、互证、互补、互利为基础，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以西方文论为叶，从而成功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为重构中国文论体系提供可能。

关键词：西方文论中国化；现实处境；应对策略；重构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西方文论中国化、古代文论现代化以及重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成了学者们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

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不但有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有利于重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而且可以治疗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失语症”，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奏
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绵延不绝的辉煌历史，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就处于相对稳定和封闭的文化环境。

对此，鲁迅曾予以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文化环境使得“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

尽管如此，在近代以前，中国人都独尊中国文化，固步自封。

但历史的发展注定会打破这种经济及文化的封
闭状态。

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

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过来，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意识也被震醒。

林则徐、魏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承认所谓夷狄也有比中国先进的东西，提出了“师夷技长以制夷”的主张，开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方向。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及随之而来的洋务思潮，既是林魏思想的具体实践，又在新的层次上把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深化了一步。

洋务思想家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对西方的学习和接受也开始从“器物”的层面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成为取代洋务思潮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

西方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理论被广泛介绍过来，进化论、民权说、启蒙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进化论思想，对维新思想的影响最大，成为维新思潮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基础。

在文化观上，维新派主张“中西会通”，第一次将西学置于与中学平等的地位，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贯通，以创造出新文化。

进入20世纪初，人们看到的社会文化景象是，旧学日益遭人唾弃，“六经且视同刍狗，凡事之近于古者，必欲屏绝之以为快”，而西学则被人们普遍看作是国家生存发展甚至人生所必需，于是西学急剧升温，“趋时之士或走四
方以求印，争购西书帷恐不及”。

自此，“西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再也不可撼动了；中国文化往‘西’即往近代方向走，再也不可移易了”。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五四学人对西学进行全面的输入和移植，导致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基本样态都是“舶来之物”，“文学创作从观念、方法、风格、文体形式等基本质态都是随着西学知识谱系横移而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而文学理论又不是对这些新兴文学样态进行理论化的过程，同样是直接从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直接移植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原因，中国文学理论界呈现出“苏化”倾向，马列文论是这一时期文论的绝对主流。

改革开放后，人们急于摆脱高度政治化的文艺思想，大量引入西方文论，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各种流派学说，都倍受国人青睐。

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现实处境
今天，我们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对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随着传播方式的便捷，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越来越广泛。

不可否认，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的发展，使我国的文艺呈现出更缤纷的样式。

许多先锋派、现代派作家与文论家在创作、研究中都引入了西方文论：如残雪的作
品透出卡夫卡作品中表现主义的影子，其中飘忽不定或若隐若现的梦境描写明显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色彩；陈染《凡门都是墙》以女性的视角叙述女性内心深层的真实感受，从中国女性的角色定位出发对“女性主义”做了新的诠释；王小波的“几个时代”按照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时间展开叙述，打乱了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整个事件仿佛只是叙述主人公意识的任意飘洒，留有意识流的印记……学者们也开始利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

有人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来解读张爱玲的作品。

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汉学家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从另类视角来探索这些作品设计的别出心裁以及结构的对称美。

还有人用神话原型批评来阐释劳伦斯作品，深挖其作品中种种奇特意象与希腊神话、圣经的联系。

令学界最熟悉与兴奋的莫过于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与运用，不但促使中国学者承认并创立了一个以“比较文学”命名的新的学科，而且大大丰富与推进了中外文学、中外文论的交流和对话。

总的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发掘新的材料，提出新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些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受到了中国文化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中国的文艺实践中经过变形，已经中国化而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原来的西方理论”。

但是，我们并没有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精神，而是将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思潮全部搬了过来。

“我们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

我们不是用别人
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而是从文化的话语层面被整体移植和替换。

”在大学课堂上，我们开了《西方文艺理论》、《西方美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等课程，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术语，诸如模仿说、表现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叙述视角、镜像理论等等，并用这些述评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也被公认的是：《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离骚》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李白是中国成就最高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中国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诗人。

针对这种孔夫子穿西服——不中不洋的术语，中国文学理论界有没有考虑：橘生淮北则为枳？有没有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西方自古以来商业气息浓厚，中国古代则盛行“重农抑商”思想。

西方人讲究“二元对立”，倾向于探讨宇宙万物的矛盾性、对立性；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注重整一性、统一性，讲究中庸，讲究阴阳中和。

照搬照抄西方文论来切割、诠释中国文学现象而不将西方文论内化为中国文论自己的东西，只会闹出“马非马，驴非驴”的笑话。

当我们跨进图书馆时，西方文论著作挤满了书架，令我们眼花缭乱，而中国文论著作则少之又少。

我们的现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出现了裂痕，而西方文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隙。

许多中国学者似乎有点“数典忘祖”，而“言必称希腊”，习惯了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言说，将中国古代文论完全抛弃了。

曹顺庆对中国文论界的“病情”进行了仔细的诊断：中国文论界患了“失语症”！所谓“失语症”，“并不是我们的学者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丢失了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以完成建构本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香港中文大
学的黄维梁教授认识到了中国文论界在国际文论界的尴尬处境，也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当今的世界文坛，完全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

20世纪是文学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

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艳，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面对西方强势话语，我们在西方文论话语霸权面前沉默了，失声了，仿佛一旦丢开西方话语及言说习惯，我们就无法表达内心的诉求。

三“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应对策略
虽然中西文论都与文学艺术的本质、创作、欣赏等有关，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路径，并形成了不同的文论体系和术语范畴。

西方文论讲“模仿”“表现”“情节”“典型”等，在论述中以概念来解释概念，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辩性色彩，具有系统性，它强调的是主客体的对立；而中国人重感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道”、“文心”、“气”、“风骨”等文论术语透着中国文论重直觉、感悟的特点，中国文论讲求的论述的诗性、整体性，强调主客体的同一。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西文论的差异，在学习西方文论时不能生搬硬套，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而应该为我所用，真正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所谓西方文论中国化，即是“将西方文论新知的有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以及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将西方文论置于中国文艺实践的现实土壤中，在实践中运用、检验，以确证其有效性的方法，也是将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艺实践的现实语境中进行改造、加工，以产生
新的文艺理论的策略，是实现西方文论中国转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西方文论中国化”：一是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形成新的文论；二是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三是中国作家根据西方文论创作新的文学作品，将他们对西方文论的理解融入文学作品中。

既然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立足点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学与中国文论，那么我们在“化”的过程中，就应该准确掌握西方文论的精髓，再联系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现实，用汉语思维将其成功地表述出来，化为自己的东西。

文化是跨越国界、民族、语言、地域的。

我们不会因为电灯泡是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的而拒绝使用它，也不会因为奥运会源于希腊雅典而其他国家拒绝参与。

只要能够促进我们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就可以拿来。

但是，我们对西方文论大多停留在知识性介绍、客观描述、概念解读的浅层次上。

我们就像“传声筒”，反复向海内外读者介绍西方文论，未掺入自己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够产生对西方文论的兴趣，在于中国文论现代化建构的需要。

如马克思主义文论属于西方文论的一种，但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融进中国文论的元素，“现代体系”则要求要用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成功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化”后的文学理论要能够解决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实际问题。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不够系统，且大多以文言文写成，中间大量的生涩字和古语，对运用白话文的现代人来说，阅读有大量的困难。

且中国古代文论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

在21世纪的今天，各国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西方文论影响巨大。

西方文论不仅逻辑性强、体系完整，而且随着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发展，涵盖了西方国家二千年多年的文论成果，必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发展中国文论的诉求。

我们应该抛弃文化民族主义的阴影，打破强势话语的霸权状态，在互识、互证、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实现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平等对话。

至于两种文论要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话和取长补短，则要看中西文论各自的内在要求和中西学者所采取的态度。

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自身文论。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基本国情和学者们自身要求去翻译与阐释西方文论，本着“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自由原则，形成不同风格和流派。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超越中西文化的界限，以观览古今的视野，结合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新发现的材料、观点，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论思想。

在将中国古代文论从历史的故纸堆中以新的面貌呈现给当代国内外知识分子的同时，不忘采用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发现蕴含在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促进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的对话与交流。

“我们应该总结人类文化的总体规律，总结各国文化交流规律，总结各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立足现实，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本，借助西方文论，成
功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与国外学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结合起来建立一般性理论，并将它用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断改进、完善新的理论，从而成功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进而重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