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国话”的现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西方文论中国话”的现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摘要：在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中，如何“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成为中国学者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中国学者在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应该选择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的尴尬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以互识、互证、互补、互利为基础，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以西方文论为叶，从而成功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为重构中国文论体系提供可能。

关键词：西方文论中国化；现实处境；应对策略；重构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西方文论中国化、古代文论现代化以及重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成了学者们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不但有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有利于重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而且可以治疗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失语症”，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奏

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绵延不绝的辉煌历史，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就处于相对稳定和封闭的文化环境。对此，鲁迅曾予以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文化环境使得“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尽管如此，在近代以前，中国人都独尊中国文化，固步自封。但历史的发展注定会打破这种经济及文化的封

闭状态。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过来，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意识也被震醒。林则徐、魏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承认所谓夷狄也有比中国先进的东西，提出了“师夷技长以制夷”的主张，开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方向。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及随之而来的洋务思潮，既是林魏思想的具体实践，又在新的层次上把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深化了一步。洋务思想家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对西方的学习和接受也开始从“器物”的层面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成为取代洋务思潮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西方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理论被广泛介绍过来，进化论、民权说、启蒙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对维新思想的影响最大，成为维新思潮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基础。在文化观上，维新派主张“中西会通”，第一次将西学置于与中学平等的地位，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贯通，以创造出新文化。进入20世纪初，人们看到的社会文化景象是，旧学日益遭人唾弃，“六经且视同刍狗，凡事之近于古者，必欲屏绝之以为快”，而西学则被人们普遍看作是国家生存发展甚至人生所必需，于是西学急剧升温，“趋时之士或走四

方以求印，争购西书帷恐不及”。自此，“西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再也不可撼动了；中国文化往‘西’即往近代方向走，再也不可移易了”。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五四学人对西学进行全面的输入和移植，导致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基本样态都是“舶来之物”，“文学创作从观念、方法、风格、文体形式等基本质态都是随着西学知识谱系横移而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而文学理论又不是对这些新兴文学样态进行理论化的过程，同样是直接从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直接移植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原因，中国文学理论界呈现出“苏化”倾向，马列文论是这一时期文论的绝对主流。改革开放后，人们急于摆脱高度政治化的文艺思想，大量引入西方文论，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各种流派学说，都倍受国人青睐。

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现实处境

今天，我们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对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随着传播方式的便捷，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越来越广泛。

不可否认，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的发展，使我国的文艺呈现出更缤纷的样式。许多先锋派、现代派作家与文论家在创作、研究中都引入了西方文论：如残雪的作

品透出卡夫卡作品中表现主义的影子，其中飘忽不定或若隐若现的梦境描写明显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色彩；陈染《凡门都是墙》以女性的视角叙述女性内心深层的真实感受，从中国女性的角色定位出发对“女性主义”做了新的诠释；王小波的“几个时代”按照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时间展开叙述，打乱了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整个事件仿佛只是叙述主人公意识的任意飘洒，留有意识流的印记……学者们也开始利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有人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来解读张爱玲的作品。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汉学家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从另类视角来探索这些作品设计的别出心裁以及结构的对称美。还有人用神话原型批评来阐释劳伦斯作品，深挖其作品中种种奇特意象与希腊神话、圣经的联系。令学界最熟悉与兴奋的莫过于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与运用，不但促使中国学者承认并创立了一个以“比较文学”命名的新的学科，而且大大丰富与推进了中外文学、中外文论的交流和对话。总的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发掘新的材料，提出新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些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受到了中国文化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中国的文艺实践中经过变形，已经中国化而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原来的西方理论”。

但是，我们并没有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精神，而是将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思潮全部搬了过来。“我们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不是用别人

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而是从文化的话语层面被整体移植和替换。”在大学课堂上，我们开了《西方文艺理论》、《西方美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等课程，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术语，诸如模仿说、表现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叙述视角、镜像理论等等，并用这些述评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也被公认的是：《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离骚》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李白是中国成就最高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中国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诗人。针对这种孔夫子穿西服——不中不洋的术语，中国文学理论界有没有考虑：橘生淮北则为枳？有没有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西方自古以来商业气息浓厚，中国古代则盛行“重农抑商”思想。西方人讲究“二元对立”，倾向于探讨宇宙万物的矛盾性、对立性；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注重整一性、统一性，讲究中庸，讲究阴阳中和。照搬照抄西方文论来切割、诠释中国文学现象而不将西方文论内化为中国文论自己的东西，只会闹出“马非马，驴非驴”的笑话。

当我们跨进图书馆时，西方文论著作挤满了书架，令我们眼花缭乱，而中国文论著作则少之又少。我们的现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出现了裂痕，而西方文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隙。许多中国学者似乎有点“数典忘祖”，而“言必称希腊”，习惯了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言说，将中国古代文论完全抛弃了。曹顺庆对中国文论界的“病情”进行了仔细的诊断：中国文论界患了“失语症”！所谓“失语症”，“并不是我们的学者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丢失了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以完成建构本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香港中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