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深化和认识提升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深化和认识提升2011-09-06 21:02:24作者：韦向阳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农民工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历了“从制度性压抑，到逐步获得社会同情和政策认同，乃至成为社会的常态甚至主流的完整过程”[1]。

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然而，农民工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区域——农村，因此发生的变化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特别是经济学者们足够的重视，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短期化、世俗化和缺乏历史感的状况。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直至后危机时代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使“农民工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更加凸显。

城镇流动的受阻，大批农民工返乡并试图创业、新农村建设的呼唤、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等新问题，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从农民工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视角，联系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考察农民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探究农村现代化对农民工流动态势的影响和作用；在农民工的流动和发展历史中考察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揭示农民工对农村现代化的特殊贡献和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探索新的实践路径。

一、农民工：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形式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规律揭示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首先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现；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工业化快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必然趋势。

这已经被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同样，中国改革开放后潮水般涌现的农民工正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地区、非农产业转移的表现。

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工业化需要的劳动力只能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改变其“农民”身份的前提下得以补充，这便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非农职业与农民身份统一的、始终流动的现代劳动主体。

农民工这一流动大军规模宏大，职业与身份分离；城乡之间候鸟一样的“双向流动”，使他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兼业性”突出，“兼业农民”与“兼业的二、三产业工人”的统一。

他们最多算作“流动人口”，绝大部分不是以移居为目的，这既显示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不彻底性，也不同于其他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乡—城的单向流动和迁移。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超过两千万的农民工返乡“回流”。

这种“双向流动”的特点，增加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当然也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潜在的较高素质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农民工”一词最能准确地反映他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农民身份和与其非农职业的冲突，农民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与传统二元社会一系列制度安排严格约束的不相容，社会发展中新旧体制的矛盾与逐步解决，都在其中得到体现，这在本质上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推进现代化相叠加的必然产物。

二、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农民工产生的条件和基础以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中国特色的农民现代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基本内容，以城乡一体化为愿景目标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2]，是内生于中国农村的“求富”动力与党和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图强”的外生挑战相结合的最佳方式，是近代以来以“强国富民”为宗旨的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继续，直接为农民工的形成创造了主、客观的条件，催生了中国特有的这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形式，促进了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促发了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

理论上，由于农村人口规模过大，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变化，还是农业技术的变革、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都会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剩余，这是农民工的源头和蓄水池。

1978年以来，虽然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规模依然庞大，新增人口大多在农村，2010年底，农村人口依然超过6.7亿。

而农村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人地矛盾非常突出。

工业化、城镇化扩张对耕地的占用使农业生产的资源约束进一步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实践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农业现代化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并为其转移提供了现实可能。

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逐步推广和应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减少农业劳动力。

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就成了农民工。

农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为农民工流动提供了体制保证，农业产业化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农户”的基本形式，开辟了农业劳动力内部转移的途径。

其次，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形式，一开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创造，其兴起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这是农民工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转移渠道。

乡镇企业的城镇聚集，既创造了产业集聚效应，也推动了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为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节省了就业成本，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载体。

此外，农民现代化素质的习得，为农民工的顺利就业和职业上升提供了可能，使他们有可能尽快地摆脱边缘化的处境，融入主流社会。

三、农民工：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历史的考察表明，农民工的流动与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如下图所示：1978年以来农民工流动与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的流动，不仅使农业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而且，农民工的“兼业”性特点迫切需要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农民工向农业现代化回流资金、技术、智力、信息供给，增强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业市场化组织的形成。

（二）农民工是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直接动力目前，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组织载体主要是乡镇企业[3]。

农民工不仅创造了乡镇企业，而且一直是乡镇企业的主要从业人员，是农村的产业工人，始终支撑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农民工。

小城镇的发展使中国的城镇化道路独具特色。

农民工的转移是小城镇兴盛的基本条件——小城镇二、三产业的就业主体、教育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动力，小城镇就业、生活的成本优势对农民工有着更大吸引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化率。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唐地区的发展现实证明了：哪里农民工聚集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哪里的城镇化程度最高、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4]。

（三）农民工是农民走向现代化的中介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

我国如果没有占总人口80%的农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整体上的现代化。

现代化农民应该是具有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创新型农民。

农民工具有的初步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6]——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开放思维的形成，现代意识的萌发，关系网络的重构及其意义的重释，制度文化与行为规范的习得等，使他们成为农民现代化的先驱。

他们的直接示范作用，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增加，可以逐步消除当前我国的农民阶级存在的文盲人口比例较高、科技素质低下、小农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因循守旧、法制观念较为淡薄等现象。

（四）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后危机时代，城乡就业形势的变化，使大批农民工带着技术、资金和现代化观念回流，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短缺。

他们回乡后，除了带动了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当地农民就近就地转移外，不少人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头人。

四、农民工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一）后危机时代农民工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依然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农村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工业对农业、农村的反哺，但是，根本上必须依靠农村自身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一靠科学技术的投入和推广使用，二靠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积累，前者也是以后者为基础的。

提高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因素是教育和培训。

而农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基础教育相对落后，教育水平相对低下，各种职业培训极度缺乏，农村人力资源提高的速度与质量一直是缓慢而低水平的。

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和迁移，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素质，为农村培养了大批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源，而且对其输出地的经济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学术界还没有普遍把农民工问题放置于中国农村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考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工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作为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流出的是当地的“精英”，流回的却是身心俱伤的中、老年失业者，他们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城镇，把疾病和缺乏社会保障的凄凉晚年带回了农村，农业凋敝、农村衰落、农民边缘化与日俱增，长此以往，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很难持续。

实践证明没有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就不会有东南沿海的发展，就没有“中国制造”超乎寻常的竞争力；没有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也会提前到来，“民工荒”、“用工荒”已经让多年来安享“人口红利”的各地非农产业重新思考农民工的历史作用。

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后危机时代国家现代化继续健康前进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二）后危机时代解决农民工与农村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政策依据新世纪以来，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吸引力将会显著增强。

数据显示，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收入增速2003年以来分别是4.8%、6.8%、6.2%、7.4%、9.5%、8.0%，8.5%，10.9%①。

这几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然而，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下岗失业的农民工，大多只能选择重回农村。

如何妥善安置他们，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局。

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从2008年底出台了多项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究其原因就是为“农民工与农村现代化”的互动机制指明了建构的方向和依据。

（三）后危机时代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农村现代化问题的路径笔者以为，现时代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构建“农民工与农村现代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一方面要在现有政策的指导下，增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吸引力。

城镇企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广大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采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契机，加快农村工业化，吸引当地的农民工就地创业就业，合理高效地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逐步打破城乡壁垒，改革户籍制度，吸引农民工在当地城镇落户，推动农村城镇化步伐；规范承包地合理流转，积极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生产，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运作吸纳更多农民工进入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领域；建设“农民工创业园”，为农民工中的精英们开辟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场所，使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理念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