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史》的心得论文

读《中国哲学史》的心得

现在在谈论哲学时，许多人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作为普遍的哲学，而否认中国有哲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哲学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

《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先秦哲学，第二阶段是指汉至唐代的哲学，第三阶段是指宋至清代的哲学，而第四阶段则是指清末民初以来的哲学。而此次我介绍的是前三阶段的哲学体系思想。

先秦哲学

先秦哲学主要是围绕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问题展开的。

在先秦哲学中,无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把自己的天道观作为立论的总依据。商代把“天”看成是人格化的至上神，称为“帝”或“天帝”、“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卜辞中记载了商代统治者卜问上帝的文字，凡祭祀、征伐、田猎、年成、风雨、行止、疾病等等，都依占卜的结果行事，反映了商代统治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分析，逐步萌发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加以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和万物间的联系与变易法则，蕴涵着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在周初，周公则提出了“天命靡常”、“敬德” “保民”的观点，认为天命以人之是否有德为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人为的作用。春秋时代政治家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表现了反对天命迷信的倾向。老子第一个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提出了天地起源的学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而不是天。他宣称道“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宗”，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把中国理论思维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战国末年，荀子肯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学说；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范畴。他们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峰。

在先秦哲学辩证法思想中关于变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也比较深远。孔子提出“两端”和“过犹不及”，表现了一定的辩证观点。老子提出“反”的观念，说“反者道之动”，强调“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表现了比较丰富的辩证思想。《易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立转化的问题，提

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源、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规律，达到了先秦辩证法的最高水平。

汉至唐代的哲学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抛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黄老之学。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在汉初盛极一时。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先秦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政权，用唯物论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制造的天命鬼神观念，而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创立了崇信天命鬼神的新形式。天人关系又成为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

汉代思想家从陆贾、贾谊开始，大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把它作为哲学思想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汉代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的探索与回答。董仲舒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不变化的，虽然形式上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变迁,周而复始,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际上他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天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淮南子》则认为社会历史总是因时而变、制宜而适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坚持了进化历史观，司马迁力图从得失成败兴亡中说明历史变迁的原因，否认“天道有知”，能主宰历史的变迁，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扬雄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肯定继承和变革都是必要的。王充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他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指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是王充对于“时数”的理解包含有宿命论的因素。东汉末，仲长统否认君权神授，认为任何王朝都有其由盛至衰、至灭的过程，把这视为历史演变的“大数”。他对挽救当时的危机持悲观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大乱过后的“来世圣人”。汉代进步思想家，大多承认历史是变的、进化的，并对影响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有所探索。

隋唐时期，适应全国政治大统一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使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

其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高峰。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反对二教的斗争，提出道统说，同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始终存在儒佛之争。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神学体系，曾编造了一个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授体系，称为“法统”。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对抗佛教，著《原道》，提出了儒家道统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传，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结果使佛老学说统治了人们的头脑。韩愈以继承孟子自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所谓“道”，即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认为，只有儒家“道统”才是正统，是封建社会唯一合法的思想。他批判佛老的“清净寂灭”之道，反对佛老“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主要锋芒指向佛教，把“先王之教”同“夷狄之教”对立起来，以激发民族的意识与感情。韩愈在佛老盛行的时期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对于以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刘禹锡重新提出天人关系问题，对天人感应论展开了批判。柳宗元明确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谈到天地起源问题时，他认为，“上下未形”之时，“惟元气存”。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认为强者制服弱者是自然规律；建立礼义法制，赏善罚恶，是社会准则。刘禹锡初步论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准则的区别。他的结论是“天与人不相预”,天不能“预乎治乱”；人不能“预乎寒暑”,反驳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是唯物主义的，他们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较前有所深入，但没能从唯物主义观点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分析批判。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

宋元明清哲学是以理学为特征的。理学思潮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孔孟学说和《周易》的哲学为基础，吸取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普遍讨论“形而上”同“形而下”的相互关系一类理论问题，同时又很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它在总结以往哲学,特别是玄学和佛学理论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方式更加深入广泛地讨论了各种哲学问题，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是围绕理气、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的。

理气、道器理与气，是宋代哲学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范畴。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朱熹兼采张、程，以理为第一本原、气为第二本原，形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明清之际王夫之肯定气是第一性的，理不能脱离气而独立存在。

张载以“气” 的变化说明世界的万事万象。他在《正蒙》中批判了道家“有生于无”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佛教否认客观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肯定“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把气看成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认为气具有“浮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