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

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
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后，这一调整进一步加深。

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它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一调整的走势和结果，对于各国外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9·11”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9·11”后，大国关系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从总的趋向来说，它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继续和深入，基本动力和基本方向没有改变。

(注：美国政府20XX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20XX年的‘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主要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新机会。

”实际上“9·11事件”更多改变的是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态度，而不是其他大国对美国的态度。

无疑，“9·11事件”使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是否是根本的改变还需观察。

)“9·11事件”的突出影响在于它有力地强化了其中的两个动力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

全球化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即是最突出的表现。

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

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交汇点。

反恐对大国关系的支撑意义，不仅体现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的合作。

事实上，在阿富汗塔利班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

为预防国际恐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它的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次要地位。

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
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

美国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

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幅度改善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

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它是新一轮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围绕着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展开。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

大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快速调整时期之后，失去了强劲的动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僵滞。

“9·11事件”的发生重新激活了已经有些冷却的动力源，并且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在性质上加深。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

大国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家集团背景。

冷战时期五大国中的四个国家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虽在其外，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

在后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瓦解，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显减弱，双边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

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比较单纯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碍。

“9·11”之后，中、美、俄、欧、日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关系，“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

非集团化一方面使大国关系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使大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结构和组合形式的可能。

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

非敌对性是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主要特点。

冷战之后出现的“冷和平”使原处于敌对状态的大国关系的性质含糊不清，出现了“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状态。

在大国关系整体走向改变的情况下，冷战遗留的大国对立的阴影仍时隐时现，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和美国试图退出反导条约都带有明显的冷战遗风。

“9·11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大国关系性质逐渐清晰，非敌对性趋向增强。

美俄宣布相互不视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

有学者对这种现象评价道：“现在的情况几乎是300年来国际关系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大国中的战略对手消失了，没有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作为主要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大国努力蓄积军事力量去反对另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大国要竭力组成联盟去反对和遏止相互针对的侵略意图。

”(注：
Robert Legvold,“All the Way-Craf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Winter 20XX/20XX,)
三是互动性出现增强趋势。

大国相互关系越来越接近均同的关系，大国之间因某一具体问题可以形成某种短暂的联合，但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国的联合可能越来越小。

每两个大国之间都可能有矛盾，但同时也有合作和利益关系，每一个大国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都尽力避免被利用来反对第三国，既合作也竞争成为大国之间普遍的规律。

俄罗斯在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与美国建立了新战略关系，而且推进了与印度和日本的战略合作；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

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与美国的立场分歧严重，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相近，这在过去是十分少见的。

二、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
现阶段大国关系的调整始于冷战结束。

后者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柏林墙倒塌是其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从最直接根源来说，1987年戈尔
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启动了冷战走向结束的过程。

“新思维”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世界的整体性、相互依赖性、安全的共同性、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以及苏美从对手转为合作伙伴等概念。

(注：М·Горбачев．“Перестройкаиновое
мъппление”，Москва，Нздателвсты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45.)它在理论概念和外交实践上都是对冷战理论和冷战政策的反动。

随着华约解散、柏林墙
倒塌、苏联解体，国际关系中冷战所特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成为过去；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跌落为普通大国，失去了与美国对抗争雄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雄心和企图；世界大战的可能、特别是俄美之间核大战的可能微小，大国和大国军事集团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为频繁不断的局部和地区武装冲
突所代替，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和威胁发生了改变。

但后冷战时期的开始伴随着冷战的心理惯性，俄美关系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呈现一种非敌非友的状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之称为“冷和平”(注：1994年12月，在欧安
会首脑会议上，俄罗斯总统针对北约接收东欧国家的决定说，欧洲面临进入冷和平时期的可能。

(据《新华每日电讯》，)冷和平概念基本表达了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俄与西方关系动荡不定和曲折复杂的特征。

)。

“9·11”后的反恐使美国和俄罗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重新站到一条战壕里，两国宣布相互是朋友甚至盟友，并建立起新战略关系。

(注：20XX年11月，普京首次访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经克服了冷战残
余，相互不再把对方看作威胁的来源，并将建立新型合作关系。

(《Совместноезаяьление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лерацииВ.ВПутина
иПрезилентаСоелиненнЫх
ЩтатоьАмерикиДж.БущаоновЫх
отнощениях》，13 ноября20XXг.)20XX年5月，在布什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宣布建立新战略关系。

(《Совмест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президента
В.В.ПутинаипрезилентаД.ж.Буща
оновых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тнощенияхмеждуРоссиейиСЩА》，24 мая20XX г.))所以，“9·11事件”可以被认为是冷战彻底
终结的标志。

(注：如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亚·弗什博认为，普京在“9·11”采取的与美国接近的战略使冷战真正画上了句号。

А.Верщбоу.“Почтинастоящий
союзник”，《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冷战结束的过程，也即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开始的过程。

这一过程延续至今，并继续发展，尽管伴随着新因素和新特点的不断产生，但其基本方向没有改变，而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加深。

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定因素，而后者往往决定着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首先，旧国际结构的瓦解是大国关系调整的第一个动力。

冷战结束使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两极国际结构瓦解，世界陷入结构无序状态。

理论界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状态有多种描述，诸如多极化、单极化、一超多强等等。

各大国失去原有结构的支撑，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原来的结构关系和次序，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新国际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重新选择和重新定位。

有的大国较为容易地确定了自己的新位置，有的大国则十分困难。

美国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冷战之后的国际舞台上，由于“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注：兹比格钮·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

独特的地位加之从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十年多的经济增长使美国欣然接受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自然而然视冷战后的世界为单极世界，在战略思想上滑向单边主义。

俄罗斯的自我定位过程最为艰难，在俄罗斯是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甚至非大国、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是面向东方还是面向
西方或是同时面向东西方之间等战略选择问题上，彷徨不定，内部精英争吵不息。

由于对自身的定位不明，俄罗斯在独立之后的近十年里实际上没有形成整体和稳定的对外战略。

(注：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外交在相当长时间里只是“救火”和应对，没有战略。

普京也认为，20XX年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概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念》和《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的公布，是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里第一次形成明确的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

“ПрезидентВ.Путино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дипломат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ъ》，20XX .2，)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特列宁认为，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从最初抱着实际已经失去的超级大国地位不放到希望与其他国家结成多极化的联盟以对抗美国，最终于“9·11”后在政治上把自己定位为西方世界的一员。

(注：Д.Тренин“Россияиновый
миропорядок”，:s://)各大国在冷战之后国际格局中自我定位过程的不同特点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具有复杂性。

其次，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彼此消长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

(注：见任晓、胡泳浩：《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2页。

)后冷战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是非常规的：它表现为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力量急剧膨胀，另一大国俄罗斯大幅度衰落，第三个大国中国迅速崛起。

苏联在80年代末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三倍，到90年代末形势完全颠倒，变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三倍。

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

以往大国对比的此消彼长往往导致大国关系的结构以及性质发生改变，而潜伏其下的、更深层次的游戏规则并不一定相应改变，变化了的大国关系依然循着原来的游戏规则运行。

在以两极结构为特征的冷战时期，大国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基本游戏规则是“零和游戏”，大国关系的所有调整都是在这一游戏规则之内进行的。

这一规律在冷战结束后被打破了，大国关系的调整既有结构上、性质上的变化，也有游戏规则的变化，“零和游戏”不再是或不完全是大国关系的基本规则，代之以互动和双赢规则。

规则的改变不仅是由于力量对比因素，更是由于下面将谈到的全球化作用和国内政策作用两个因素。

第三，全球化给大国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20世纪后半期之后，在通讯和信息技术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其影响开始超出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并对这些领域发生深刻影响。

全球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交往
和经济合作的极大增加造成大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大面积交叉或融合，导致国家相互依赖和共存共荣程度的实质性加深；另一方面，全球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毒品走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等，其中对大国关系来说最突出的是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威胁也成为各大国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利益，尽管其程度各有不同。

冷战期间，由于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存在，世界被分为相互隔离的两个部分，在政治上是相互对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全球化的影响受到制约。

冷战结束后，原来的人为障碍被拆除，全球化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广的范围渗透，从而使大国共同利益在范围上越来越大，在程度上越来越深，而且具有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性质，即以两大集团对抗为基础转为大国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为基础。

当然，这种性质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脱胎于冷战的母体，不能以冷战结束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第四，大国内部政治和政策的变革形成了大国关系调整的国内动力，它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极为巨大。

苏联国内政治的变化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前的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

苏联国内改革迅速带来了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并最终导致冷战结束，而冷战后全新的国际环境又反过来促使大国国内政治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俄罗斯国内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并最终在政治和文化上把自己定位于欧洲和西方的一部分。

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在外交上以融入欧洲和西方为导向。

(注：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属于欧洲，他认为“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Отпервоголица.“Разгов
орысВладимиромПутиным”，
《ИздателъскийдомВагриус》，20XX.С.156.)普京20XX年5月29日在会见欧盟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说，“无论在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国家”。

(《人民日报》20XX年5月31日)按照俄罗斯的政治传统，在文化上认同俄罗斯与欧洲的同一，意味着其政治上的西方主义。

)其他大国国内政治虽然没有发生制度性变革，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都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调整的共同特点是改变或减少敌对性，增加合作性。

大国国内政治变化与全球化作用相辅相成，不仅对大国关系、而且对大国关系的游戏规则产生了最深刻影响。

以上四种动力相互、相互作用，并与其他传统因素组合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冷战之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其运动方向。

三、中近期大国关系调整的趋势
对于大国的概念，各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一般所指不外乎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现在印度也越来越被提及。

大国关系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双边结构，也可以是多边结构。

在多边结构中，又以三边结构为最常见，如中俄美、中美日、美俄欧、中美印、中俄印等。

本文仅对中俄美三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势做一分析。

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调整出现了一种积极趋势，即过去绝对你死我活的利益对立消失，相互间的合作面扩大。

“9·11事件”进一步强化了积极因素，使大国关系中的冷战属性减少，新质增加。

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国家利益并未完全融合，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不意味着一种更“优越”的国际结构的自动出现，不意味着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自动形成和理想的和平时代的自动到来。

因此，大国关系的前景并非是给定的，它取决于积极趋势与消极因素的竞争，同时调整过程依然复杂和曲折，充斥着矛盾性。

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是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它也是最重要、最复杂、最不稳定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的挑战性在于其发展所包含的矛盾性。

中国实力的上升一方面将使两国合作的平台扩大，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加，另一方面也使美国感到了更大的挑战威胁，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将加大。

因此，中美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中发展。

由于两国基本观念和战略追求的差异，中美很难成为深层次相互信任的伙伴，两国关系随时可能出现严重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

未来几年内，美国在战略思想上可能完成一个转变，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革命可能会出现突破，其超级大国地位仍将保持，军事上更加强大，对其他大国地缘政治的优势还会扩大和发展。

在这一态势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单边主义倾向将进一步加强，追求单极霸权的势头会更为强硬。

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都会继续增强，外交上会比在20世纪后半期更加积极进取。

两支处于迅速发展的力量将制造出更多合作的机会和必要，同时迎头相撞的可能也越来越大。

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是其中的一个变数。

恐怖主义对美国将是一个长期的和琢磨不定的威胁，它对美国进行新的打击的可能及程度无法预料，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冲击程度也无法确定，美国对外政策存在着突发性重大调整的可能性。

但是，正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T·马修斯所指出：恐怖主义和反恐需要并“没有改变中美最基础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暂时地搁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

在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人权、反导、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作用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互不信任。

即使
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增加，这些分歧也仍将存在”(注：
See Jessica ,“September11,One Year Later:A world of Change”,Policy Brief,Special Edition 18,Carnegi e Endowment forInternational
Peace,20XX.)。

因此，中美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将是一个长期特征，它将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稳定的不稳定状态中，或说是不稳定的稳定状态中。

俄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大的变数，这既是指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是指俄美关系对大国关系的不
确定影响。

在当今世界各力量中心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尚未在战略上完全定型的大国。

虽然在政治和文化上基本确定了面向西方的归宿，但俄罗斯尚不能完全确定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中对它最有利的位置在哪里和它应以什么姿态占据这个位置，国内精英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依旧。

(注：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弗·卢金提出俄罗斯有可能重新成为决定世界发展的主要大国。

(В.Лукин.“Росийскиймостчерез
Атлантику”，《Россиявглобалъной
политике》，，)而另有学者则认为，俄罗斯必须放弃大国情节，甘做一个普通国家。

参见下注。

)这意味着存在变化的可能。

同时，由于俄罗斯已不是超级大国，它在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已不是核心结构支点，大国关系框架也不再是围绕着俄美关系构筑，因此，俄罗斯对大国关系减少了核心支架作用，增加了平衡作用，如同冷战时期的中国。

俄罗斯需要作出的最根本性的选择是如何自我定位。

俄罗斯自我定位主要有两种可能：大国或一般国家。

定位于大国，俄罗斯将保持作为独立的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积极参与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构成和游戏规则的制订；定位于普通国家，俄罗斯将自动退出大国之间的游戏，依附于某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之下，放弃作为独立的力量中心之一。

在国家定位的选择之外，俄罗斯还面临着在国际体系中方位的选择，即在战略上面向东方还是西方，或是作为欧亚大国独立与东方和西方之外。

方位选择与定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某种，方位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定位的选择。

俄罗斯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量，主张俄罗斯放弃大国地位，成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并与美国和西方结成战略联盟。

(注：如俄罗斯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弗·伊诺杰姆采夫认为，如果俄罗斯准备加入欧洲或美国世界经济政治力量中心，俄罗斯就必须放弃大国幻想。

与中国的战略结盟不会使俄罗斯经济发展，而只会使俄罗斯继续走粗放式发展的道路。

В.Иноземцев.“Россия
всистем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отношений
21 Век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ъ》，，)不过，基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国家综合实力和潜力、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遗产，俄罗斯很难使自己变成一个欧洲“小国”。

从俄罗斯外交实践来看，中近期俄罗斯对外战略可能会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努力融入西方，二是仍希望保持作为独立的国际力量中心。

这种选择从理论上说不是没有矛盾，因此蕴涵着较大波动空间。

影响俄美关系发展方向和深度的更大因素是美国对俄政策，俄罗斯比美国对发展俄美关系有更大的政治预期、政策准备和利益需要，关键在于美国将如何回应。

只要美国愿意向前走，两国关系就会发展。

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认识正在发生变化，“9·11事件”之后，这一过程加快了。

总的趋势是美国对俄罗斯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价值给以更大重视，这在20XX年9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有显露。

(注：20XX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俄罗斯已不是美国的战略对手，美俄正在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报告指出，俄罗斯和美国在许多领域有共同利益，美国将努力把美俄关系建立在新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和应对共同挑战的基础之上，促进俄罗斯融入西方的
进程。

报告对于中美关系的表述是美国将谋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

参见任晓、胡泳浩：《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美国学术界也有主张美国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崛起的强烈舆论。

(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Andrew 认为，俄罗斯对于美国
实现四个战略目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2.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

3.和平地应对中国的崛起。

4.保障国际能源供应稳定。

(“Summit with Substance:Creating Payoffs inan Unequal Partnersh ip”,Policy Brie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May 20XX,)美国外交政策学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高级研究员JamesGoldgeier认为，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和俄罗斯共同的威胁。

如果美国准备把资源用于反恐和对付中国的崛起，就不能轻视俄罗斯和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Russi
a after the Fall,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
al peace,20XX,Washington ,))由于俄美在相互关系上的战略性趋近，俄美关系在中近期总体趋势将向好。

但是，俄美之间基础性的重大矛盾依然存在，且难以消除。

因此，俄美关系将始终处于合作与冲突的矛盾状态中。

同时，在俄罗斯恢复到具有对美国进行严重挑战的能力之前，将保持战略收缩和守势，美国也将不把俄罗斯作为最主要的挑战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