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丽到简约——唐宋宦门女子服饰变迁【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历史学
从华丽到简约——唐宋宦门女子服饰变迁现今，服饰一词，已成为服装的代名词。

其实，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服饰一词拆开来解释即为衣着和装饰。

中国素有“衣冠之国”“礼仪之邦”的美称，自“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开始，中国服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服饰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时尚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

其大端人体终莫敢易也。

与现今世界范围内的时尚现状类似的是各个朝代的时尚主要是由皇宫（如现今的王室）、贵妇（现在的富商太太、社交名媛、部分白领）、以及从事声色技艺娱人行业的女性来引领风骚。

因此，本文主要以唐宋贵族女子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出土的文物资料与史料、以及唐诗宋词为基础，比较唐宋贵族女子服饰的异同，并结合分析其时代原因，述其流、论其变、求其源。

本文主要研究唐宋宦门女子服饰的变迁。

首先给宦门女子下定义，其主要是指皇亲国戚、官僚贵族以及下层官宦人家的妇女。

这是根据岑静文在《唐代宦门妇女研究》一书中的定义，书上。

还没抄录
其次，本文将以出土的服饰实物、画作、史学资料以及唐诗宋词等文学资料为基础，论述唐宋宦门女子在服饰上面的异同，进行对比比较。

唐代妇女着装有三大特色一绮罗纤线见肌肤，服饰开放，二着胡服，女着男装，三服饰艳丽多彩。

关于唐代妇女服饰开放的记载有，在吴欣著的《中国消失的服饰》一文中记载，盛唐及五代襦裙面料以丝织品为主，上衣为短襦或称半臂，上襦变短只到胸部，及所谓的“慢束罗裙半露胸”，而裙子变宽大，系到胸部，与披肩构成襦裙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时上襦的领口变化多样，其中袒胸大袖衫一度流行，粉胸半掩疑凝雪，就是对这种装束的描写，展示了盛唐妇女思想解放的精神风貌在张琳琳《从开放到简约:唐宋服饰文化的变易特征》一文中写道，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石刻和陶俑中身穿胡服的妇女形象,就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当时历
史变迁的社会生活场景。

这些胡服的式样大致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前期妇女穿衣,特征表现为高髻,戴尖锥形浑脱花帽,穿翻领小袖长袍,领袖间用锦绣缘饰,钿镂带,条纹毛织物小口袴,软锦透空靴。

由此可见,唐朝前期妇女的妆饰深受当时西北民族(如高昌、回鹘)文化之影响,或间接受到波斯诸国的影响。

而后期即元和以后,唐朝妇女的妆饰则主要受吐蕃民族的影响,尤其是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特征表现为: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眉细细的作八字式低颦,即唐人所谓“囚妆”、“啼妆”、“泪妆”。

考古资料显示,从汉至唐胡人衣冠在汉人社会生活中渐渐呈现出盛行的态势,且其引领的“胡化”趋势已经到了“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的程度。

《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冪篱。

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

王公之家,亦同此制。

永徽之后,皆用帏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又云:“中宗后(女子)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衣胡帽,靓妆露面而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开元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馔御,尽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

”不仅如此,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一书中还对唐朝胡服流行的现象作了补充性的说明:“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

”
唐代的妇女着装充分体现了李唐王朝的时代特征：毫无拘束限制，兼容并蓄，成为历史上最艳丽多彩、式样最丰富的女装。

唐代女子的服装式样以衫、裙、帔为主，它是在传统襦、裙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衫的袖子和腰身都比较紧窄，穿着时唐代妇女习惯将衫的下襟束在裙腰里边，所以裙子显得很长，下可曳地，再披上随风飘飘的帔帛，使妇女们风姿婀娜，神态妩媚，格外动人。

帔帛，是唐代女服中新兴起的饰物，它不是华夏服装中的固有成分，也不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服装，而是从西亚的波斯传来。

《旧唐书》中记录说：波斯的男子衣服不开襟，并且有帔巾。

在今天伊朗、前苏联中亚地区以及中国出土的萨珊波斯金印器纹饰上，波斯女子衣着中也有帔帛。

当佛教由南亚途径西亚传入中国时，这种波斯文化的风习便随着佛教文化一同东来，浸润到了中原的服装时尚中。

在南北朝时期，帔帛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莫高窟228窟北魏壁画中女供养人身上裁式：唐代妇女的裙子以广博为尚，大多数裙子都集六幅而成，唐诗人李群玉在《同郑相并歌妓小饮戏赠》中曰“：裙拖六幅湘江水。

”更华贵的甚至达到
七幅八幅之多，曹唐《小游仙诗》中说“：书破明霞八幅裙。

”孟浩然《春情》诗云：“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王建《宫词》谓：“黛眉小妇砑裙长”，王翰《观蛮童为伎作》云：“长裙锦带还留客”等诗篇，都生动形象的展示了唐代妇女裙装的宽大。

色彩：在色彩的运用上，唐代更是一个“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唐皎然《答李季兰》）的时代。

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做了色谱分析，发现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等五色；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等六色；绿有湖绿等二十四色之多。

唐代女裙的颜色以红、紫、黄、绿为主，其中又以灿烂若石榴的红色石榴裙最为流行。

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杜审言《戏赠赵使君美人》：“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

”白居易《卢侍御四妓女乞诗》：“郁金香汗漪歌巾，山石榴花染
便饰有长长的帔帛，285窟西魏壁画中的女供养人也有帔帛。

但是南方的陶俑、壁画上都还未曾见到，可见它这时的使用范围还不够普遍。

到了唐代以后，由于与西域交往的增多，帔帛便迅速的流行开来。

唐代文物图像中处处可见形形色色的帔帛，从西部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到关东的山西唐墓陶俑，从初唐的《步辇图》、永泰公主墓壁画到中晚唐的《捣练图》、《簪花仕女图》，而西安地区和洛阳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女陶俑、女三彩俑，更是人人披有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各色帔帛。

出自王静《唐宋服饰与社会环境关系刍议》。

宋代服饰没有大范围地趋于保守和拘谨,还与宋代妇女所处的不同阶层有关。

宋辖汉族居住区妇女分属普通妇女(中层)、“贵”妇人和“贱”妇人三个阶层,她们分别受到特殊的优待与歧视。

受到特殊优待的“贵”夫人叫命妇,即有封号的妇女。

命妇又有内、外之别。

内命妇在皇后之下,分为妃嫔和女官。

外命妇则分为皇室的女性亲属和高中级官员的母亲或妻子。

这些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并严格遵守礼数和一定阶级等次的妇女,其衣冠的特征是“简”,即保守拘谨。

宋代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国际间经济交流也很频繁，但交流的方式却多是割地赔款。

在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下，各朝皇帝曾多次提出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

特别对妇女服饰，要求尤为严格。

在宁宗嘉泰初年，将宫廷中除帝王后妃外妇女的金石首饰，集中放火焚烧，以此警示天下。

经济的拮据使宋人服饰一改唐人富贵繁华的风格为清冷消瘦。

裁式：宋代女裙裙式一般修长，纤瘦，时兴“千褶”、“百迭”裙。

宋代丝织业较之唐代更为发达，产量也远远超过唐代，仅丝织品一项，以唐代初期和宋代初期的产量做一对比，唐天宝中年产量为796.64万匹，[7]宋真宗时期年产量为1449.7万匹，[8]876宋代产量几乎是唐代的两倍。

宋代丝织业的蓬勃发展也刺激了其服装裁式的夸张，褶裥裙成为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该裙群身很宽，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折裥很多。

宋人在诗词中描述到“：约腕金条瘦，裙儿细裥如眉皱。

”（吕渭志《千秋岁》）“、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云轻。

”（红衣宫女《裙带间六言诗》）等。

较之唐代女裙料的六幅、八幅，宋代女裙可谓毫不逊色，但宋代女裙用褶将极大尺寸的面料折叠成瘦小，凸现了宋人的内敛和省。

色彩：宋代妇女的裙子色彩以素雅为主，强调本色。

总的色彩倾向于清淡柔和、典雅庄重。

与唐代相比，不多用朱红、鲜蓝、桔黄等明快的色调，而是更多地使用牛骨茶色、褐色、棕色、藕荷色和绿色等间色或复色为基调，配上白色，或淡或重于底色的同色系花纹，极为淡雅恬静。

这些色彩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在经济重压下缺少活力和内向的性格特征。

材质：宋代丝织业虽然较之唐代更为发达，产量也远远高于唐代（见前所述）。

但宋代严重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和频攘的战事使得“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

[9]3368仅南宋屈辱的“三次和议”，每年都要向金国贡岁币、银和丝织品，其中年贡丝织品分别是25万匹、20万匹和30万匹。

因此，克俭省费之风甚盛，即使帝王也不例外。

据《宋史·舆服志》载“：（高宗）绍兴五年……，龚茂良奏‘：臣又闻中宫服浣濯之衣，数年不易’。

”[3]2392因此，昂贵的丝织品就很少用来制衣了。

与此同时，棉花得到了广泛的种植，据《宋代经济史》载：“棉花，唐宋时称木棉。

唐代的岭南就有种植，但面积较小……，至宋代种植区域大大地扩展了，广南东西路、福建路、东南东西路、两浙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南宋晚期木棉已成为夏税税收的一个项。

”因而，较之丝织品不太昂贵的布成为人们着装的主要材质。

此期质朴明朗的蓝印花布服装和民间刺绣服装，广为流传，形成了中国民间服饰艺术的主要格调。

宋代女裙较之唐代裁式失之豪放、色彩失之热烈、材质失之华贵，呈现出清瘦拘谨的简朴。

出自王静《唐宋服饰与社会环境关系刍议》
最后从女子地位、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唐宋宦门女子服饰变迁的原因。

政治环境的影响：唐宋时期是南北民族大融合完成的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唐代的城市发展初见规模，宋代的城市发展基本上走向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于南北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杂处共居，完全改变了以往中原民族在服饰上相对封闭保守、单一独立的发展状况。

李唐王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仅是一个繁荣的王朝，更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这一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和措施，扩大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交往，这些都使得大唐帝国，具有包容一切外来文化的博大气魄与雄厚国力，呈现出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度。

宋朝自开国伊始就缺乏新兴的刚健活力，其民族融合大都是通过战争的途径，以民族屈辱妥协的面目出现的。

政治军事上的软弱，使赵宋王朝无论如何也没有实力一继唐代气魄了。

因此，宋代的社会融合度（城市化）虽然比唐代高，但在许多方面却缺乏李唐王朝那种泱泱大国的气度。

表现在服饰上也同样如此。

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据杜文玉先生《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载：“宋代财力的确比唐代丰厚的多。

从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收入项目之比看：缗钱1∶3.46，棉1∶1.32，丝织品1∶1.45，五谷1∶0.98（折算如今制，则为1∶1.09），除五谷一项两朝大体相当外，其他收入宋代均高于唐代。

”既如此，为何有宋一代却是积贫积弱，两度失国呢？这固然和宋代的国策、职官制度、军事制度有莫大的关系，但财政的短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比唐宋两代财政收支，会发现，唐代财力虽然没有宋代丰厚，但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结余。

而宋代财政状况很不理想，除太祖、太宗及真宗前期状况尚好外，真宗后期就逐渐恶化，末年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并延续至宋亡国都未能改变。

经济的宽裕和拮据必然导致人们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唐宋两代不同的经济面貌皆被服饰所见证。

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盛世，杜甫《忆昔》一诗中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经济的富庶造就了时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文化环境的影响相互抵牾的儒、道、释学说在六朝就开始了，但进入唐代后，儒道和儒释的冲突逐渐淡化、消失了，三者鼎足而立，成为有唐一代建国立业的理论基础。

唐人以前所未有的宽容、宽厚和宽松的眼界与胸襟来看待世界，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健康的服饰观也应运而生。

代表这一风格特征的是帔帛袒领大袖襦裙装。

这种着装多为袒胸贯头式，有华美文饰。

袒露胸上部，大袖、
对襟、长裙，肩帔锦帛，饰有织纹、绣纹。

其袒胸处呈双桃形，袖口宽大、肥阔，有很
宽的绣花缘边，裙腰束到胸前，胸部半袒露表现女子的柔美，以大带系结，大胆地夸张了女子的腰部和臀部。

唐诗中有多篇描写妇女着袒胸衣衫的形象。

如方干《赠美人》中：“粉胸半掩凝晴雪，长留白雪占胸前”，“常恐春雪胸前释”；李群玉《赠歌妓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欧阳询《南乡子》中：“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等诗篇尽现着此装女子的妩媚。

另外，这种衣服以薄纱为料，宽大见奇，穿着起来飘逸舒展、肌肤隐露。

白居易《竹枝词二十韵》“罗薄透凝脂。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

唐代女装的开放，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可以说，唐代袒胸衣的盛行是其社会文明健康、均衡发展的产物。

赵宋立国之初，也是儒、释、道三教并立。

而随着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

在严酷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影响后世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

随之，改变了儒、释、道三种思想共存互制的格局，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旨在进一步以礼制规范社会。

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

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这种压抑、摧残人性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人的审美情趣也带上了一些病态。

表现在妇女服饰上，莫过于缠足。

缠足始于五代在宋代被竞相效仿，竟蔚为大观。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菩萨蛮》中描述到：“涂香莫惜莲承步，常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
回风，都无形无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裹足女性的“三寸金莲”被诗人艺术化了，但依然可见裹足带给女性的不便。

裹足在宋代的风行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禁锢人性的佐证，是宋代社会文明思想倒退、病态的表征。

综之，唐宋两代大相迥异的妇女着装，彰显了两个王朝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