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丛芜的人生败笔

韦丛芜的人生败笔

2007.9.26| 作者：罗会祥

今年夏天，我回故乡霍邱，特意去看了看城西湖。站在老城墙的废基上，远望西湖，茫然无涯，夕阳下的湖面混沌一片。触景生情，我想到了一个不幸的文人，以及他与西湖的那一段不幸的历史。

早在30年代，这个城西湖曾被围垦过。当时，一个文人想在这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只是梦幻似的“乌托邦”，很快就破碎了。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霍邱县的老一辈人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韦立人。

韦立人，即二三十年代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诗人兼翻译家韦丛芜。

韦丛芜原名韦崇武，1905年生，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人。1923年秋，韦丛芜赴北京投奔三哥韦素园，入美国人办的崇实中学读书。1925年，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并参与下，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4个叶集同乡与曹靖华共同创办了“未名社”，成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韦丛芜从此踏上了文学道路。从1923年学写新诗开始，至1958被逮捕为止，韦丛芜在近40年的文学生涯中，以翻译为主，兼顾创作，一生著译达数千万字，重要作品有《穷人》、《罪与罚》、《君山》、《冰块》等。

查考韦丛芜的生平，可以看出，文学伴随着他的一生，中间却有13年（1933年至1946年）是个空白。这段时间他干什么去了呢？对于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

原来，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韦丛芜，于抗战前至抗战期间，突然在文坛上消失，先回老家霍邱从政，后东奔西走经商，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韦丛芜的这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的败笔。

60年后，城西湖再一次在我的脑海里兴起波澜，突然蹦出了《韦丛芜的人生败笔》这么个题目。可是，当我用键盘在电脑屏幕上敲出这个标题以后，心中又有些惴惴不安。写传记，一般规律是“老灶爷上西天――好话多说”，本文偏偏说传主的“人生败笔”，岂不是犯了一个大忌讳？何况韦先生的后代还在，他们或许一看到这个题目便要拍案。不过，且慢，我在这里无意指责韦丛芜，只是想通过他的这一“人生败笔”，来反观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探讨一下文人从政经商的命运。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相继爆发，中国人民从此陷入长达10余年的灾难之中。国难当头，一切爱国之士无不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奔走呼号，许多热血青年学子不断发出愤怒的吼声。

此时，韦丛芜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东三省沦陷，热河失守，华北危在旦夕，学校时常停课，韦丛芜深深地预感到，“教书这碗饭快吃不成了”。

这期间，韦丛芜有一个出国谋生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王锡礼，通过沈从文向韦丛芜发出邀请，聘他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对于韦丛芜来说，这样的邀请无疑是“雪中送炭”，所以，他积极地做着出国任教的准备，连《中国现代文学》讲稿的导言部分都写好了。然而很遗憾，由于家庭的拖累，他终于未能成行。

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社会动荡，人心思危，文学显得是那么的无力。为了生存，韦丛芜只能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国土上，去寻求新的生路。

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在探索救国之道，有一部分学者指出了“乡村建设”的途径。所谓“乡村建设”，就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组织发动农民，团结合作，共同救国。这在韦丛芜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的思路沿着“乡村建设”的途径，不断地朝纵深处开掘，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合作社救

国”。

韦丛芜构想的全国合作化的经济政策，是这样的一份蓝图：

不仅全国土地合作化，各行业合作化，就是一切国营企业与其它国有资产也一律加入合作组织中，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

这种构想形成之时，恰逢胡愈之先生主办的《东方杂志》征求“救国之策”，韦丛芜就把自己思考的结果整理成文，寄给了胡愈之先生。

1933年1月，第30卷第1号的《东方杂志》推出了“梦想的中国”专栏，把韦丛芜的梦想公布于世：

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下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稍加思考，便不难看出，韦丛芜的这个构想虽不是痴人说梦，但充其量不过是空想。韦丛芜竟十分虔诚地去宣传他的这一空想，并不懈地努力去实践它。首先，他把自己的构想整理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合作同盟》，印出1000册，赠送给好友。他寄送一册给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希望能得到恩师的教诲。

鲁迅先生收到这本《合作同盟》以后，一眼就看出了它的“幼稚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对韦丛芜这种狂热的不满：

立人先生大作，曾以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1933．6．28．）韦丛芜“神驰宦海”，是他远离文学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实在是一条险途。很可惜，鲁迅先生的提醒，他当时已不可能听见，即使听见，也未必肯遵从。

韦丛芜的“合作社救国”策略在《东方杂志》上一发表，他就利用邵华的关系，专程赴南京去求见陈果夫、陈立夫。邵华是他在阜阳第三师范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天津任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出于同学的情份，他成全了韦丛芜的“好梦”。韦丛芜终于获得一次机会，把他的宏伟蓝图呈献于“二陈”，并讨得了一顶“皖豫社会事业考察员”的桂冠。

韦丛芜把“考察”的基地确定在自己的故乡霍邱县。霍邱位于安徽西部，淮河南岸，他的老家叶家集与河南仅隔一条史河。

韦丛芜在他的家乡开始了他的“合作社”试验。

为了从思想上做好准备，韦丛芜在县城的孔庙内兴办了“复兴农村工作训练班”，他亲自讲课，给100多名受训的本土青年学子灌输他的“合作社”理论。

陈立夫为韦丛芜竭诚报国的献身精神所打动，授意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任命韦丛芜为霍邱县县长。县长的大权在握，韦丛芜就可以大刀阔斧实施他的“合作社”计划了。这个计划早已形成文字，即由他亲自撰写并呈送陈立夫审阅的《开发霍邱东西两湖实验农村合作化计划书》。

城西湖又名沣湖，位于沣河尾部，为淮河中游最大的湖泊洼地，面积527．5平方公里。城东湖又名溶湖，面积达338平方公里。东西两湖形如两肾，一东一西紧傍霍邱县城。湖域广阔，土质肥沃，韦丛芜的“开发计划”第一步就是围湖造田，垦荒种植。为了保障开发的成功，韦丛芜申请安徽省建设厅会同导淮委员会派员对城西湖实地查勘，以求得投资上的援助。

1936年，省政府决定，同意开发城西湖垦区，由省财政厅向银行贷款8万元，交建设厅浚河筑堤；同时由事业扩充费中拨款20万元，在城西湖划出湖地10万亩，作为安徽大学农学院的基地，进行垦埴。

利用这两项投资，韦丛芜发动民众，奋斗两年，在西湖北岸淮河堤上建成两座水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