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况愈下的中国自由派

每况愈下的中国自由派

——李慎之与陈寅恪之别

作者：壶公评论

发表日期：2010-8-2

李慎之与陈寅恪之别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别。

中国的保守主义有着极为强大的阵营，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社会的变革，虽然个体之间有所差异，基本立场却大致相同。从清晚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到变革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寅恪、胡适等等政客或学者，再到现代中国主流派的政客和学者，都只能归纳为维持原有体制的保守主义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无知在于根本上的认知，即使是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同样无法明白自由的前提是自赎--这是得与失的辩证。而正是这一群不懂得自由真谛的人们企图破坏原有的体制。

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精英文化重他律而轻自律，不可能出现奥古斯丁式的自赎论者，也不可能出现卢梭式的忏悔论者。尽管如严复、胡适等人终于走向成熟，可惜的是他们的走向仍然是返回保守主义。至于李慎之，只能说他始终处于幼稚状态，当人们把他当成中国最后的一位仕大夫的时候，实在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莫大的嘲弄。

中国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对原有体制的维持，虽然有固守和变革的不同指向，但是并不触动整体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由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受牧之民三位构成一体，或曰民本主义。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是在孙中山革命的局部和毛泽东引导的文革在政治上有一个突破旧模式的实践，而其它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传承而来的形态。

中国的保守主义却有着极为强大的阵营，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社会的变革，虽然个体之间有所差异，基本立场却大致相同。从清晚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到变革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寅恪、胡适等等政客或学者，再到现代中国主流派的政客和学者，都只能归纳为维持原有体制的保守主义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何时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答曰，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论证：

其一、现在中国人对自赎、自律等自由的前提概念缺乏认知，甚至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打开，又怎么能够轻易进入扰乱中国的这一个区间呢?

其二、自由有两类定义，也就是如何看待自由：

一类，它是从自然人性中成长出来的自然法则之上的自由，如孟德斯鸠言"法无禁止皆自由"。根据这一类自由的定义，本文中笔者将在中国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并且从这一个角度看待陈寅恪的"自由思想"的特性。中国从汉代形成大一统的社会文化，自由与稳定是互为存在的，这里的自由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形态下的自然。

另一类，典型地表现为丧失了国家的犹太的民族观，在古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散居世界，倍受欺凌，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整体地遭到驱逐，例如1492年西班牙的驱逐。国家、约束都不同程度成为他们所攻击的极权主义，我们所能看到的自由主义宗师如哈维尔，个人主义宗师哈耶克都具有这一方面的特点。追求绝对的自由，哈维尔、哈耶克、李慎之如是，不过作为中国人的李慎之是不幸的，两类自由的观念其实完全不同，后者在中国行不通。

在这里的讨论所针对的就是哈维尔、哈耶克、李慎之类的自由主义。在李慎之的《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等文中我们看到此类自由主义的尴尬。

一)论证

李慎之引陈寅恪为自由主义证有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逻辑路径。

1、首先，李慎之冠陈寅恪以思想家的称谓：

李慎之质疑"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的说法，尽管他知道"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但是他仍然坚定地声明：

"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2、再之，李慎之论证陈寅恪思想的要义：

李慎之为什么对陈寅恪如此神往?

李慎之对陈寅恪思想的定义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李慎之把这一定义提高到"学有宗旨"的位置上，也就是确定了"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也许是太抽象的縁故，或者是李慎之自己也不知道"独立之精神"之实质，于是李慎之只能以陈寅恪自己的行迹来论证，他写到：

"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何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最精确的表达莫过于此例：

1954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寅恪竟然以拒绝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宗旨为由婉辞，已失明的陈寅恪口授了复信：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陈寅恪先生声明：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认为：

"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讲得轻松，却也惊世骇俗，直到今天易中天先生依然规劝大家，莫学陈寅恪。

从学理上说，这一说法仅仅只是把研究的基点穿透一个设定，寻求一个深刻。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资本论》我早已经研究过了，还要我背诵干什么呢?陈寅恪先生需要一个进步，他当然知道，马克思是非人性论的，而他是主张人性论的。这一区别，或者说是深化的距离，在马克思著作中以及陈寅恪先生之后的研究中都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如果陈寅恪先生进了那个历史研究所，我们现在大约是读不到他对陈端生和柳如是的评论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刻，我们的起点也肤浅得多。

从陈寅恪先生声明的"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到后来无论面对多么艰辛的环境而坚持的历史研究，他从来没有破出自己的诺言一步。即使从人性论的探讨或者可能导出自赎、自律，并且因此提出自由主义，但是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也许可能走上与严复、胡适等相同的道路，李慎之予陈寅恪以自由主义者证，确实有点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