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建设、区位优势演变与珠三角西岸经济发展研究

港珠澳大桥建设、区位优势演变与珠三角西岸经济发展研究

【摘要】港珠澳大桥建设使得珠三角西岸通向海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区位优势明显增强。在新经济地理学区位优势框架下，本文深入分析了珠三角西岸基于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区位优势的演变机理，勾勒了珠三角西岸基于区位优势变迁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

【关键词】港珠澳大桥区位优势运输成本经济发展

一、区位优势分析框架

1、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和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在完全竞争理论中，规模收益递增得不到解释。因为如果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则与完全竞争相冲突。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最先打破了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指出“市场形态的变化允许企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深化了这一研究，指出“作为一种市场形态的垄断竞争，决定于消费者的偏好及企业对有限生产资源的需求，这就使得企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最终将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统一起来，一举奠定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维度纳入了分析框架。代表人物克鲁格曼指出，“收益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而且“支持收益递增的市场、技术和其他外部性因素不是国际的，甚至不是国家的，而是缘于区域和地方经济的聚集”。“收益递增实践重要性的最好证据是总体经济活动和特定产业在空间上有强烈的集聚趋势”。因此，“要了解贸易就要了解收益递增，要了解收益递增就要研究区域经济集中和专业化”。

2、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与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

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必要条件。没有规模经济，人们可以在每一个地方生产每一种产品，而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由于“规模经济说明了厂商根据其赋存条件和技术熟练程度进行有效生产的问题”，所以，“内部规模经济解释了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外部规模经济解释了区域和产业之间的劳动分工”。规模经济产生的收益递增主要来自规模扩大带来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交易成本的减少以及结构的优化等。

3、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与锁定效应（lock effect）

阿瑟对经济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增强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和路径依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指出“新技术具有收益递增的机制，某种先发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获胜”。相反，“一种较其他技术更具优势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入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困境，甚至“锁定”（lock-in）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在制度变迁上，“由于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使得制度

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产生锁定效应”。

二、港珠澳大桥建设与珠三角西岸区位优势演变机理分析

1、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促进厂商向珠三角西岸聚集

在完全竞争以及厂商自由进出市场的情况下，当市场实现均衡时，各个企业的利润为零。但是，这种零利润条件无法解释现实经济中某些企业所具有的很强的市场扩张力，也无法解释所有企业主要生产某一系列产品的经济现象。这种市场扩张能力和主要生产某一系列产品的现象表明，这些企业在生产这些产品方面由于产品差异而具有垄断特征，并且厂商在生产这些产品时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属性。对珠三角西岸地区而言也是如此。港珠澳大桥建设有效地拉近了珠江西岸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距离，加快了珠三角西岸地区经济国际化的步伐，珠江西岸市场的国内外竞争也因此变得更加激烈。但这种竞争不能使厂商由于产品差异而产生的垄断性消除，相反，厂商的逐利动机将导致厂商的差异性会由于竞争范围的扩大而变得更为明显。换一句话说，港珠澳大桥建设强化了珠江西岸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当然，这些厂商尽管具有垄断特征，但他们不是自然垄断行业，也不是由政府特许的垄断部门，因此，市场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珠三角西岸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厂商在此地的聚集创造了条件。

2、递增的收益促进厂商向珠三角西岸聚集

（1）收益递增来自消费和生产的多样化偏好。第一，从消费的多样化偏好来讲。根据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称为D-S框架），可知企业的边际产出与平均产出的差与不同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σ）成反方向的变动关系。这表明企业的生产显示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与σ相关。σ越小，产品的替代能力越弱，消费者对多样性需求的强度越强。因此，σ越小，边际劳动产出比平均劳动产出越大，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程度也就越大。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消费者显示出需求多样化偏好，那么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并且这种多样性偏好越强，企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越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很多产品进入了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这意味着这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下降，从而显示出人们对多样化需求的上升。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多样性需求欲望上升，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也相应提高。港珠澳大桥建设拉近了珠江西岸的国际化步伐，随着区内外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持续上升，包括奢侈品在内的众多产品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珠江西岸垄断竞争厂商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也就不断提高。由消费领域多样化偏好产生的收益递增，促使经济活动向珠三角西岸集聚。

第二，从生产的多样化偏好来讲。根据D-S框架可知总产出Y与中间品生产企业雇佣的劳动量L之间存在大于1的弹性，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力L雇佣上升1个百分点，最终产出将上升1+1/（σ-1）个百分点。由此，如果最终产品生产使用中间投入品，那么在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中扩大一个单位的要素投入，最终产品的产出将以大于1的比例增长，即最终产品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

征。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与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σ有关，σ越小，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就越大。σ也反映了最终产品生产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弹性，σ越小，最终产品的生产对中间投入品的依赖程度越高，也就是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越高。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最终产品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那么收益递增程度与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有关，替代弹性小，报酬递增程度越大。港珠澳大桥建设使得珠江西岸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分工和生产，这使得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最终产品生产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中间投入品生产者的规模报酬递增；反过来说，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也促使具有投入品多样化偏好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的规模报酬递增。由生产多样化偏好导致的收益递增，进一步促使经济活动向珠三角西岸聚集。（2）收益递增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诱发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交易成本的减少以及结构的优化。第一，生产规模扩大诱发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收益递增。斯密指出，“不仅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范围决定了专业化水平”。伴随产业规模的扩大，报酬递增的生产工序就会增加，当规模足够大时，专门的厂商就会独立从事这些工序的生产。萨缪尔森、斯蒂格勒集他人之大成，得出规模经济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现将这一观点用于珠三角西岸地区，港珠澳大桥建设将珠江西岸与中国大西南、东盟自由贸易区尤其是港澳等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使珠三角西岸不断拓展的世界市场为其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除了那些天然连续性的工序无法进行空间分割外，任何存在报酬递增的工序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分布，这就实现了珠江西岸的生产国际化，即产品通过分工在许多国家完成生产。因此，通过深化专业分工，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就可以使所有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提高，从而提升整个集聚区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当然，与生产国际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要素的跨国流动要受边际报酬高低的影响，它的本质是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地理空间内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此时，特殊的区位优势（如地理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投资环境优势、特定技术优势等）将与相关的生产环节和产品相对应。同样地，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以珠海为核心的珠三角西岸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将促进与其相适应的产业和产品的集聚发展。

第二，生产规模扩大诱发交易成本减少，促进收益递增。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无形之手”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通过“有形之手”的权威关系来完成，二者之间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交易成本）与企业内组织的成本（也是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企业之所以出现，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只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罢了。由此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其一，最初规模经济体现在交易费用的节约上；其二，在理解规模和经济的关系时，经济是因，规模是果，即企业的出现或生产规模的增长是因为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由于企业的成本=生产性成本+非生产组织性成本=生产费用+交易费用，因此，规模经济就是对企业成本的节约。对珠三角西岸的规模经济来说也是如此，港珠澳大桥建设促进了珠三角西岸与港澳的时空一体化，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港澳等国际成熟市场制度的渗透力将惠及珠江西岸地区。珠三角西岸的市场制度和开放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交易成本由此减少，从而带来规模扩大和报酬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