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日本海洋战略讲解

21世纪初的日本海洋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朱凤岚

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也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海洋资源、环境与海洋安全攸关日本国运。为此，自近代以来日本就一直寻求确保海上力量和海上安全的大国海洋战略。战后，日本在关注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等非军事因素的同时，仍将确保海上力量和保障海上通道安全视为其国家海洋战略的重点。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海洋秩序的重新确立，日本对海洋权益的需求进一步增大，日本经济界、学术界和媒体纷纷要求日本政府加紧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政策。2005年11月，日本海洋政策智囊机构——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提交了经过

两年多研究后出台的政策建议书——《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2006年12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公布了《日本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案》，这是日本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首次在海洋政策领域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海上近邻，两国在东海海域存在海洋划界、海洋资源、岛屿主权归属等诸多争端。为此，日本的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不仅对日本今后推进海洋事务、扩展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以及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息息相关。本文拟在回顾战后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内容和特点，以揭示日本海洋战略的本质特征。

一日本海洋战略的历史溯源

日本四面环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海洋对日本的生存起到了天然屏障作用，加之日本长期推行锁国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并没有自主的海防及海权意识。然而到18世纪中后期，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日本人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加强海防和重视海军建设，并出现了一批海防论者。例如，林子平在1786年写的《海国兵谈》中提到了“海国论”，他认为，“海国必须有海国的防卫”，倡导“开锁国，放海禁，发展海防”[1]。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指出“与英国相比，日本位于地球中央，周围环海，交通的便捷远远超过英国。如果幕府下令改革制度，制定军制，宣扬国威，那就丝毫不用惧怕外国。而且还可以不时航行世界各国，以我国义勇精神仲裁各国争端。”[2]

此外，佐久间象山、本多利明等都从海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存在利弊转换的角度，意识到了海权之得失对日本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以自卫为初衷的日本“海防论”。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强国目标下，日本开始着手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巩固海防。为摆脱海军及海运落后的困境，明治政府不仅派使节团赴西洋各国考察，1872年日本废除兵部省，设立了海军和陆军省，从而使日本海军完全独立。为加大对海军的资金投入，日本上至皇室、文武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积极捐钱、购买公债。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推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他认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取得制海权，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通道，是成为大国的必经之路。并指出了实现海上霸权的前提条件，即：国家的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性格和政府特征[3]。马汉的海权论，在日本国内引起极大反响。金子坚太郎最先把马汉的著作翻译整理成“有关海权的要素”呈递给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并呼吁民众“熟读马汉著作，奋发图强，使日本帝国掌握太平洋海权”。1896年，以副岛种臣为会长、由犬养毅、涩泽荣一、小村寿太郎、原敬等为评议员的东邦协会全文翻译了马汉的著作。副岛在日文版序言中写道，“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副岛不仅推荐东邦协会的1800名会员人手一册，还将此书呈献给明治天皇及皇太子。根据天皇手谕，全日本中学以上学校也开始研习马汉的著作[4]。

将马汉的海权观发展到极致的是前海军军官、防卫大学校教官佐藤铁太郎，他以马汉的海权论为蓝本，发表了《帝国国防史论》等一系列著作，将日本的海洋观念进一步理论化。佐藤强调，日本作为岛国，无论是保卫国土，还是对外扩张，必须以控制制海权为前提，制海权对于岛国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或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他还提出，日本要想“维护在大陆拥有的权益”，必须拥有东亚的制海权”。并强调，“日本与英国地理环境相似，同为海洋民族，应向英国学习，向海洋扩张，把日本建成亚洲的英国。” [5]

此后，日本又出现了秋山真之、加藤宽治等一批海权论者，他们把马汉的“海权观”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即：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6]。这种以海军扩张为依托、追求海权强国的传统海权观及海

洋战略，曾助推着近代日本走完了从岛国扩张为东亚海上及路陆上强国，而后又回归岛国的历程。

二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演变

战败后的日本在新的内外条件下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国家发展道路，确立了“贸易立国”、“以出口求生存”的战略目标。事实上，“贸易立国”也可以理解为日本海洋战略的经济表述。日本不仅国土狭小，而且陆上资源匮乏，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发展工业所必需的战略资源储量极少，其中石油99%依赖进口。战后，日本经济实现了奇迹般高速增长，但对能源和矿物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这样，日本也就比其他国家更早、更有系统地开始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并把海洋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及海权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研究，制定中长期海洋开发战略计划，最大限度地攫取海洋资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海上保安厅就提出“以海洋能源保护大海安全”的研发口号，开始对海洋能源的利用加以研究，目前已把海浪发电、潮流发电应用于海上航路标记的照明。1971年，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厅成立了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主要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该中心的许多成果、仪器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82年9月，日本由国家和民间48个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深海资源开发公司”，进行海底锰结核的调查工作。1986年，日本科学技术厅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海洋深层资源开发研究计划”。1997年1月，日本成立了产官学横向联合的组织——海洋深层水利用研究会，该研究会由东海大学海洋学系主任担任会长，并同国外进行合作研究。鉴于日本资源不能自给的现实，日本经产省制订了2001年至2016年为期16年的“可燃冰开发计划”。此外，自1983年开始，日本海上保安厅先后建造两艘先进的海洋测量船对其周边大陆架进行调查，并拟于2009年5月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延伸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的申请。总之，日本政府和民间紧紧抓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的难得良机，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方面进行着不懈努力与实践。

第二，主动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构建综合性海洋政策体系。自1958年参加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来，日本对国际海洋秩序的动向始终抱有极大关心。日本一些学者和海洋法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在构建海洋法秩序方面尚处于混沌和形成阶段，日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