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设计 从概念到实施

可持续设计：从概念到实施

∙作者：孙成仁郑声轩来源：《新建筑》2002(0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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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思想维度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是于1980年由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首次提出。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广泛接受并使用该词是1987年之后的事。1983年，挪威首相格罗·哈伦·布鲁德兰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成立了一个由五大洲多国的官员、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对全球发展与环境问题进行了三年大跨度、大范围的研究，于1987年出版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描述成“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发展”。它强调环境质量和环境投入在提高人们实际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中的重要作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提出了“21世纪议程”（Agenda 21）。该文件为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

《北京宪章》指出：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的挑战，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相互交织的结果。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有一个综合而辩证的考察。

如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其真谛在于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美学等方面，提出整合的解决办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将带来新的建筑运动，促进建筑科学的进步和建筑艺术的创造[1]。

二生态价值观与环境伦理

生态学（ecology）的综合观念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一用语最初是从海克尔的《有机体的一般生态学》（1866年）而来的。海克尔是在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的； A·布拉姆卫认为，“ecology”还用来指“能源，环保主义”；广义的“ecology”是指个人生存方式意义上保护环境的生活态度和保护自然环境运动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上述“ecology”的三种含义彼此重叠，相互关联，构成了“ecology”的整体概念[2]。

60年代末，西方“八大公害事件”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人们走上街头，抗议、声讨对环境不负责任的政府和企业行为，要求政府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控制污染。

以此为契机，生态学开始越出学科门槛，促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态运动”并引发了一系列绿色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生态女权运动、绿党等。这场运动使环境问题成为一个社会中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改革、法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广泛领域。“生态”成为我们理解人类生活世界和文化的崭新尺度。它使得那些被我们摈弃的或者说被现代技术扰乱的传统，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被重新构造的可能。

生态科学是一种与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完全不同的整体思维方式。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指出：“生态系统发展的原理，对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有重要影响，生态系统

发展的对策是获得…最大保护‟（即力图达到对复杂生物量结构的最大支持），而人类的目的则是…最大生产量‟（即力图获得最高可能的产量）。”

美国经济学家 G ·哈定的“公有地悲剧”（公有权悲剧）概念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哈定指出：地球资源被看做是公共财产，这种公共财产就像公共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牲畜的数量，但是，谁都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有权的悲剧。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的毁灭[3]。

以往，人们随意向自然索取，导致自然价值的破坏。今天，我们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达到了现代想像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现代梦想绕了一个奇怪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中，人类本想通过现代科学进步来解放自身，结果却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类社区之根，以及它的传统之根，更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性之根。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画家马格利特作于1967年的绘画“最后的呼喊”就体现了一种社会精英的忧患意识（图1）[4]。

1933年，奥·莱奥波尔德曾发表过一篇“大地伦理学”的著名论文，试图在有机的自然群落基础上创立一门维护自然完整性和完美秩序的学说[5]。他强调，在自然中没有等级差别，人类也是生物联合体中一个平等成员。莱奥波尔德提出将自然看做是机能性整体的自然观，是为了确定以大地共同体（或生物共同体）的整体性健康和完善的伦理取向，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其他一切行为纳入到维护自然整体利益的道德规范中。令人遗憾的是，莱奥波尔德这些可贵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进入6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加剧了生态破坏。1962年，卡逊《寂静的春天》发表，该书描述了由于杀虫剂污染造成的一个没有鸟叫的、死气沉沉的春天景象，唤醒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又一次敲响了人类生态危机的警钟。

生态学建构于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价值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生态价值观允许人类、非人类的各种正当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

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他认为，在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出现前，人类经历了三个早期的文化—精神发展阶段[6]：

（1）第一阶段：原始部落时代——将自然界看做神灵的王国；

（2）第二阶段：宗教古典时代——以对自然的超越为基础；

（3）第三阶段：现代工业时代——以对自然界实施外部控制和毁灭性破坏为基础。

直到现在，在现代的终结点上，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具体化的后现代生态精神，其以与自然界的创造性沟通和融合为基础。伯里认为，生态时代的文化意识核心是如下三种价值，这三种价值乃是宇宙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它们是：

（1）分化——生命形式的多元化；

（2）主体性——一切事物的内在性；

（3）交流——通过交往实现团结和对一切生命的热爱。

现代工业时代把自己同自然分离开来，未能与它们建立一种更高级的交流，违背了人类的整体经验。以生态精神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就是要在更高层次上重建这种与自然的交流关系。

三绿色建筑运动

50 ～ 6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主义的膨胀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1969年，麦克哈格发表《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 ）。该书强调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责任。他是园林设计家，他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人性化的城市，而不是一个窒息人类灵性的城市，我们须同时选择城市和自然，不能缺一。两者虽然不同，但互相依赖，两者同时能提高人类生存的条件和意义”。

麦克哈格是第一个把生态学用在城市设计上的园林设计师。他的生态分析有两个原则：①生态系统可以承受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压力，但这种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因此人类应与大自然合作，不应以大自然为敌。②某些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特别敏感，因而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

他的设计只有两个目的：生存与成功，也就是健康的城市环境。这需要每个生态系统去找其最适合自己的环境，然后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去增加适合程度。适合的意思是：“花最少的气力去适应。”这也是他的设计手段。

他把自然价值观带到城市设计上，特别强调什么时候大自然提供了城市发展的机会，什么时候自然环境限制了城市发展。他设计了一套指标去衡量每一个自然环境因素的价值和它对城市发展的动力和阻力。这些价值包括物理、生物、人类、社会和经济价值。每一块土地都可以用这些价值指标来评估，这就是著名的价值组合图评估法。现在很多大型项目（公路、公园、开发区等）都是用这种方法来选址的。

麦克哈格认为，大多数的规划技术都是用来征服自然的，然而，自然是各种因素平衡的结果，因此，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对生态体系造成干扰。他认为设计应该与自然相结合而不是与自然相对抗。麦克哈格认为：美是建立于人与自然环境长期的交往而产生的复杂和丰富的反应之上的[7]。

早在70年前，斯特恩就在新泽西的雷德本新社区规划中采用了一种系统的绿化布置模式，从而使社区内各组团均能获得与自然接触的机会。

麦克哈格在新奥尔良附近的庞洽新城的规划中通过对环境生态构成因素的分析，按生态规划的原则进行了规划，保留并合理组织了基地的湿地水系，并配以人工河及湖泊构成自然排水系统，水边还布置了开放空间系统，为人们创造接触自然的机会，这样，就避免了传统开发方式对生态带来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