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宋金元明清

宋代社会环境和宋型文化

绪论

从《诗经》开始的中国文学长河流淌了两千多年，如果把晚唐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前后各一千年，唐代文学史是第一个千年的结束，宋代文学是第二个千年的开始，从此，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而来。韩愈发动的儒学复古运动和古文运动在晚唐五代衰落之后，在宋初得到宋代的士大夫的热烈响应，他们热切地紧密地把道统和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由于宋代士大夫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诗歌题材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宋人又注重日常生活的享受，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倾向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趣味大不相同的宋诗。词在唐代就开始形成和发展，在宋代到达鼎盛状态，成为宋代的标志性文学体裁，成为“一代之文学”。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以往历史中的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为元明清的戏剧和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宋代物质文明和政治社会环境

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物质生活丰富，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为人们的享乐提供了物质条件。比如城市经济的繁荣，勾栏瓦肆的兴盛，促使文化消费——词也兴盛起来。

二、崇文抑武的政治策略。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为了吸取唐王朝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太祖于961年“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一些禁兵统帅的军权。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史等重要职位也由文人担任。宋代鼓励寒士（庶族地主）参加科举考试，然后选拔成为官僚，寒士成为官僚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加强。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这种议论风气影响了诗歌和散文创作。“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散文如苏氏三父子的治国之论如苏洵的《六国论》欧阳修的《朋党论》等。

文臣的政治待遇提高，物质生活待遇也不错，这为文臣的享乐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有些文臣如号称百年太平宰相的晏殊，在家里夜夜笙歌，而娱宾遣兴的附属产品——词也蔚为大观。

三、理学思潮在宋代勃兴，程颢、程颐与朱熹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卫道意识非常强烈，然而，宋代朝廷始终没有承认，直至元明清，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尽管这样，宋代的士大夫讲道论学，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探讨宇宙自然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种讲学论道风气同样也旁溢到诗歌之中去。

四、宋代士大夫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张载“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的“道与文”的关系在宋代得到真正响应。虽然在文道关系上，宋代的文士的具体看法不太一致，在总体倾向上对“文以贯道”的思想表示认同。多数作家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文”的追求。但宋代诗文说教意味比唐代要重，这是由于儒家“文道关系”的影响所致。

五、宋代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印刷业和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唐代就已发明了印刷术，但在宋代才得以繁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大量书籍流通，皇家、州县学府藏书丰富，私人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都是学者型的作家，不仅是文学家，还是经学家和史学家。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促使作家深刻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也更善于周密详细议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最大诗歌流派，黄庭坚作诗主张“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就是化用前人诗句或者意境，在诗中大量使用典故，卖弄学问。甚至在词作中，如辛弃疾也是卖弄学问。在散文中更是使用历史典故和人文掌故。

宋型文化

一、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宋代的儒道释三家思想有机融合。这样使作家的文化人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前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两者不可兼容。然而宋人则不然，他们入仕时，积极参政，但也能保持宁静心态，积极修炼自己的人格，保持内心的宁静自由。他们被朝廷贬谪废斥，也能忧国忧君。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三种隐士：“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其次，宋人的新型生活态度。宋人有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和阶层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的约束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人意识不想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事业顺利时并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命运坎坷时候，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即使远贬荒远的海南岛，苏东坡也能心态平静，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食芋饮水，吟诗作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创造辉煌的文学业绩和政绩。

二、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禅宗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

经过中国和世俗化，尤其是唐朝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越发将禅的意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形成了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宋代的禅宗思想更是认为：应该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与此同时，宋代儒学弘扬韩愈把儒家思想和日用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更加重视内心的道德修炼。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他们认为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而不必禁断酒肉，隐居而不必远离红尘。随之他们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审美活动之中的雅俗之辨，应该关键是审美主体是否有高雅的志趣和品质，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黄庭坚“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宋代诗人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题材，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把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歌和范成大和杨万里的田园诗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城市经济和通俗文学

一、宋初一百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繁盛，纸币流通，商行组织的形成，城市、城镇、草市的兴盛，海外贸易的增加，泉州和广州当时是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些表明城市经济繁盛，城市的人口增加汴京、临安、建康、成都都是人口达十万的大城市。宋代慢慢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一级补贴收入比较丰厚，宫廷及官僚阶层生活奢华，一般的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太平百年宰相晏殊夜夜笙歌。

二、繁华的都市生活滋养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通俗文艺迅速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一代文学之盛。从晚唐五代以来，词主要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演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是西蜀和南唐宫廷，就是因为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进入宋代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

第一：宋代集中国家的财政收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受。宋代的官员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享乐的方式多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他们工作之余的主要生活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自然异常兴盛。

第二：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很好地把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结合起来。他们用诗文表达政治社会等严肃的主题；用词表达属于个人隐私的幽约情愫，所谓“诗庄词媚”。

第三：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的社会文化的消费热点：由于城市的繁荣，娱乐场所需要大量歌词，士大夫的词作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柳永（出入秦楼楚馆）直接为歌妓填词。

当然都市的繁华还孕育了其他通俗文学：话本小说、诸宫调、南戏、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