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作者：熊月之

上海暴得大名，声闻全球，始于开埠，列通商五口之一。此前，虽已立县五百年，但充其量不过是东南海滨的一个三等县城。用一个上海文人的话说，开埠以前的上海，“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1]”

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的形象变化很大。在那段历史已经逝去半个世纪以后，再来看一下当时人对上海城市的印象、描述，对于今天人理解上海，或许不无裨益。

从奇妙洋场、东方巴黎到大染缸

开埠以后三四十年中，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给人的突出印象，一是洋，洋货充斥，洋房栉比，洋人满街，洋气氤氲，；二是奇，水能自来，灯赛月亮，钟能自鸣，铁管冒电；三是妙，煤气灯、德律风、跑马、跑人（赛跑），种种西物西事，构思精巧，出人意表。我们看报纸杂志，看文人笔记，对七十年代前后的上海，用墨最多是洋、奇、妙。

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

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彩照万家。

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沪上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

这类咏叹电灯、电话、自来水一类的竹枝词不知出了多少。

洋、奇、妙混合在一起，使上海放射出与中国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色彩。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奇妙之处，令人刮目相看，闭目长思。有一幅漫画：一个外地游客，来到上海，种种洋奇之处，令他目眩口张，百思不解。他用一根长长的旱烟袋，对着路边的电灯点火，但怎么点也点不着。明明是火，怎么不能点烟？他不能明白此中奥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语，看不懂啦！确实，上海是个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无奈人的心理是，越看不懂越要看。游上海、逛洋场、看洋景、开眼界，成为内地人一大心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上海形象使用最频繁的字眼是“繁华”。这个繁华，体现在市政设施先进，洋房高耸，街道宽敞，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更体现在消费、娱乐方面。商店林立，货物山积，餐馆、茶馆、烟馆、赌馆、妓馆、戏馆、书馆和花园，七馆一园，争奇斗艳。七馆古已有之，近代上海踵事增华，多且考究。租界所开公园不让华人入内，华人便自辟蹊径，私园公用，张园、愚园、徐园、西园等相继开放，并将其建设成集园林、商场、餐馆、茶馆、戏馆、书馆、照相馆、展览馆、游乐场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2]。繁华的上海，不知道引发了多少迁客骚人的豪情雅兴，写出了不知道多少篇竹枝词、杂事诗、洋场赋、咏叹调，种种与繁华有关的名字，极乐世界、海上乐园、不夜城、繁华地、安乐窝、销金窟、醉梦乡，都与上海划上了等号。

在形容上海繁华形象的众多词语中，流行最广的莫过于“东方的巴黎”。至迟在1881年，人们已经将上海与巴黎相提并论。《申报》的一篇社说写道：

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3]。以后，这种提法常见诸报刊，并将上海与伦敦、纽约、东京相提并论。

沪北一隅，通商总埠，不独两京四镇十八省无此壮丽，无此繁华，即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日之东京，均与之相埒焉[4]。

海上一隅，弹丸之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还，遂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统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无，行商居贾，咸来莅止。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园也[5]。

在清末，已有上海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之说。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对上海的描述是用三个排比句：“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书中解释所谓“世界第六大城市”，是就城市人口而论的。按照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前六名依次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和上海。

都市繁华常常跟着道德沦丧的影子。在同治年间，上海社会的道德问题就不断引起人们的非议。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地方。有个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归纳上海风尚有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贵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完全相反。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崇尚妓女服饰、不孝子孙虐待父祖、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以后，烟、赌、娼，坑、蒙、拐、骗、淫戏、淫书、流氓，邪恶、无耻、下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字眼与上海道德形象结下不解之缘。在李伯元、吴趼人等谴责小说家的笔下，在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的小说中，所述上海道德形象都是三个字：大染缸:

他们的口头禅是：上海是个大染缸，它曾把多少貌似年青有为的人拉到这个大染缸，使年青有为者也同流合污了[6]。

在染缸的作用下，好人到上海要变坏，坏人到上海会更坏。1949年以前，不知道出版过多少部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大多如此。

西学窗口

乡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华。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恶。文化人看上海，却每每看到的是文明。

康有为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他在1882年途经已被世人视为罪恶渊薮的上海。他由上海繁盛的背后，看出“西人治术之有本”，看出通过租界反映出来的西方文明，于是，大购

西书而回。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点。类似于康有为情况的，前有郭嵩焘，后有刘光第、梁启超，他们都在日记或诗文中留下了感想。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事。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已成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从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张元济等江浙文人，到严复、于右任、陈独秀、章士钊、马君武等其他沿海地区或内地文人，之所以云集上海，除了租界的因素以外，上海的文化基础与环境是重要原因，包括文化事业众多、人才集中、出版条件优越、传播媒介发达等。

这些文化人住在上海，活动在上海，视上海为文明的渊薮，文明的导线，文明的出张所，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下面是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上的两则上海论：

上海当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是上海者，诚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也[7]。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场也。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8]。

同在一条福州路，有人看到的是艳帜高张，有人看到的是店铺林立，有人看到的是报馆栉比，色、财、文，所见不一样。时人看上海，也是如此。所谓罪恶的渊薮，或文明的渊薮，所见上海为一，但视者不同，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大不相同。更多的人是几者兼而有之。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路过上海时，购书，逛马路，既震于上海的现代文明，又叹于上海的灯红酒绿，说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9]，颇有深意。

天堂地狱

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的形象开始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

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蔡元培等革命党人。1904年，《警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提出上海形象是美丑合一的命题：美，得中国天然形胜，文明程度很高；丑，白人统治，主权丧失。文中提出，“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这一命题，有极强的战斗性和广泛的号召力。这种思潮弥漫扩散，日涌日激，到辛亥前夜，已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在《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刊上，常有饱含民族意识的时论短评。他们从租界言行不一甚至言行相反的事实，揭露租界口称文明、实为野蛮、压制华人的实质。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以后，随着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涌起，上海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形象越发凸显出来：

身居上海，张眼一看，真可怜，哪一个地方可以显得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哪一件小事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统治之下的？你看，他们怎样的奴视我们，怎样的苛刻我们，怎样残暴的杀害我们？他们还哪里把中国当国家，哪里把中国人当人类？[10]

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接连出版了好几本由外国人写的、中西版本兼有的关于上海的著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7)，《出卖的上海滩》(1940)，《上海──罪恶的城市》(1945)。

这几部书，西人论上海，西人论西人，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思想深入人心。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是：

未到上海，以为上海是天堂，到了上海，方知上海是地狱。

上海是地狱，同时是天堂。天堂是属于外国人的，地狱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是中国人的地狱[11]。

按理说，在十九世纪，西人在上海经营已达半个世纪，上海早已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但是，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报刊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议论。上海居民虽然在不少问题上，与租界当局有冲突，如四明公所事件，但那时多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到华洋对立的地步。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个问题忽然变得相当突出了呢？我以为，一是与当时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高涨有关，二是与上海绅商的自治意识有关。

文化人的上海观

就中外而言，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就贫富而言，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道德方面，上海则是卑污龌龊的大染缸。这样，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中国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中，只有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其他资产阶级、文人士夫、社会秩序、道德风尚，全与染缸脱不了干系。于是，在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笔下，从鲁迅、郭沫若到傅斯年、高长虹、梁遇春、沈从文等，我们已很难看到上海是文明渊薮、西学窗口的赞誉，像先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曾经说过的那样，看到的只是丑陋、恶浊、卑污、无耻。对上海骂得最多、最为干脆的是陈独秀。他在五四前后，连续发表四论上海社会，用臭、恶、丑、糟、骗、黑暗、龌龊、奸诈、黑心等极端字眼，痛骂上海的无知识、没文化、没道德、算盘声、铜钱臭。于是，陈独秀虽然要在上海发刊《新青年》，鲁迅虽然要在上海的半租界写他的《且介亭杂文》，一大批文化人虽然要在上海办报、出书、拿稿费、买洋货，但是，对于上海的社会空气，不能赞一词。在他们那里，上海有点像臭豆腐。

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果将上海开埠以后一百年的形象历史作一个长时段考察，我们会发现，在十九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主要在道德沦丧方面；在二十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则不仅在道德方面，更主要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方面。在十九世纪，人们还时常会说到上海在传递西学方面、文明输入方面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人们则不大再提这些方面。不是二十世纪这些特点消失了，而是强调的重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变了。与此同步，世人对上海天堂地狱的议论，先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然后是强调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浸淫于民族意识中的上海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时，比先前多了一重负疚感。

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近代上海人是在民族主义背景下，“被污蔑的口岸华人”，尽管租界的统治者是外国人，但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华人，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是抓在中国人手中，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城市。中国人在上海已自成社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

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他认为，“上海的杰出成就，正如香港战后类似的惊人成就一样，可以说几乎全部由勤劳、有创造力和禀赋的中国中产阶级造成”。中国人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地区“发展了一个能从容自如地和西方大交道的现代中国人社区，而这是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12]。

如何评价近代上海和上海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如果变换一种思考方式，放眼近代世界，有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不是富人的天堂？有哪一个大都市不是冒险家的乐园？有哪一个大都市不存在道德堕落、社会犯罪问题？对于近代上海社会的特质，有没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被忽略了？比如，因都市长久训练而养成的上海人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上海职员的服务意识，因人口多、择业难、压力大而养成的竞争意识、技术意识、文化意识，因都市生活、移民社会而养成的宽容精神，因高度国际化、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形成的世界意识、开放意识，如此等等。这样，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上海社会，或许会有益处。我们可以弄清，哪些问题是一个大都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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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平书：《论过去之上海》，《上海三论》之一。

[2]沪上游戏主：《海上游戏图说》，卷二。

[3]《论上海今昔情形》，《申报》1881年12月10日。

[4]《沪北灯舫议》《申报》1889年2月8日。

[5]云间天赘生：《商界现形记》，序言，商业会社1911年版。

[6]东流：《关于历史周期率》，《新闻日报》，1949年8月19日。

[7]《民立报》1911年7月3日。

[8]《民立报》，1910年12月10日。

[9]刘光第：《南旋记》，《刘光第集》，第84页。

[10]南洋大学学生会：《五卅血泪》，见《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639页。

[11]徐大风：《上海的透视》，《上海生活》，1939年3月。

[12]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