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作者：熊月之

上海暴得大名，声闻全球，始于开埠，列通商五口之一。此前，虽已立县五百年，但充其量不过是东南海滨的一个三等县城。用一个上海文人的话说，开埠以前的上海，“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1]”

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的形象变化很大。在那段历史已经逝去半个世纪以后，再来看一下当时人对上海城市的印象、描述，对于今天人理解上海，或许不无裨益。

从奇妙洋场、东方巴黎到大染缸

开埠以后三四十年中，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给人的突出印象，一是洋，洋货充斥，洋房栉比，洋人满街，洋气氤氲，；二是奇，水能自来，灯赛月亮，钟能自鸣，铁管冒电；三是妙，煤气灯、德律风、跑马、跑人（赛跑），种种西物西事，构思精巧，出人意表。我们看报纸杂志，看文人笔记，对七十年代前后的上海，用墨最多是洋、奇、妙。

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

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彩照万家。

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沪上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

这类咏叹电灯、电话、自来水一类的竹枝词不知出了多少。

洋、奇、妙混合在一起，使上海放射出与中国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色彩。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奇妙之处，令人刮目相看，闭目长思。有一幅漫画：一个外地游客，来到上海，种种洋奇之处，令他目眩口张，百思不解。他用一根长长的旱烟袋，对着路边的电灯点火，但怎么点也点不着。明明是火，怎么不能点烟？他不能明白此中奥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语，看不懂啦！确实，上海是个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无奈人的心理是，越看不懂越要看。游上海、逛洋场、看洋景、开眼界，成为内地人一大心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上海形象使用最频繁的字眼是“繁华”。这个繁华，体现在市政设施先进，洋房高耸，街道宽敞，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更体现在消费、娱乐方面。商店林立，货物山积，餐馆、茶馆、烟馆、赌馆、妓馆、戏馆、书馆和花园，七馆一园，争奇斗艳。七馆古已有之，近代上海踵事增华，多且考究。租界所开公园不让华人入内，华人便自辟蹊径，私园公用，张园、愚园、徐园、西园等相继开放，并将其建设成集园林、商场、餐馆、茶馆、戏馆、书馆、照相馆、展览馆、游乐场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2]。繁华的上海，不知道引发了多少迁客骚人的豪情雅兴，写出了不知道多少篇竹枝词、杂事诗、洋场赋、咏叹调，种种与繁华有关的名字，极乐世界、海上乐园、不夜城、繁华地、安乐窝、销金窟、醉梦乡，都与上海划上了等号。

在形容上海繁华形象的众多词语中，流行最广的莫过于“东方的巴黎”。至迟在1881年，人们已经将上海与巴黎相提并论。《申报》的一篇社说写道：

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3]。以后，这种提法常见诸报刊，并将上海与伦敦、纽约、东京相提并论。

沪北一隅，通商总埠，不独两京四镇十八省无此壮丽，无此繁华，即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日之东京，均与之相埒焉[4]。

海上一隅，弹丸之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还，遂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统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无，行商居贾，咸来莅止。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园也[5]。

在清末，已有上海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之说。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对上海的描述是用三个排比句：“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书中解释所谓“世界第六大城市”，是就城市人口而论的。按照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前六名依次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和上海。

都市繁华常常跟着道德沦丧的影子。在同治年间，上海社会的道德问题就不断引起人们的非议。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地方。有个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归纳上海风尚有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贵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完全相反。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崇尚妓女服饰、不孝子孙虐待父祖、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以后，烟、赌、娼，坑、蒙、拐、骗、淫戏、淫书、流氓，邪恶、无耻、下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字眼与上海道德形象结下不解之缘。在李伯元、吴趼人等谴责小说家的笔下，在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的小说中，所述上海道德形象都是三个字：大染缸:

他们的口头禅是：上海是个大染缸，它曾把多少貌似年青有为的人拉到这个大染缸，使年青有为者也同流合污了[6]。

在染缸的作用下，好人到上海要变坏，坏人到上海会更坏。1949年以前，不知道出版过多少部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大多如此。

西学窗口

乡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华。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恶。文化人看上海，却每每看到的是文明。

康有为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他在1882年途经已被世人视为罪恶渊薮的上海。他由上海繁盛的背后，看出“西人治术之有本”，看出通过租界反映出来的西方文明，于是，大购西书而回。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点。类似于康有为情况的，前有郭嵩焘，后有刘光第、梁启超，他们都在日记或诗文中留下了感想。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事。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已成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从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张元济等江浙文人，到严复、于右任、陈独秀、章士钊、马君武等其他沿海地区或内地文人，之所以云集上海，除了租界的因素以外，上海的文化基础与环境是重要原因，包括文化事业众多、人才集中、出版条件优越、传播媒介发达等。

这些文化人住在上海，活动在上海，视上海为文明的渊薮，文明的导线，文明的出张所，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下面是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上的两则上海论：上海当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是上海者，诚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也[7]。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场也。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8]。

同在一条福州路，有人看到的是艳帜高张，有人看到的是店铺林立，有人看到的是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