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和他的文学主张

姚鼐和“义理、考据、辞章”
桐城派的姚鼐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总结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风格，认为两种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

其散文简洁清淡，纡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

诗有清拨淡远之致，尤工近体。

众所周知，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

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

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

其现实意义：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字表达相统一，实是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思考和总结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尝试借用这三个概念来探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理路范式。

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视野中，考据指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辞章则包括定位学术研究的视界，建构其逻辑框架，调试其论证理路，权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这属于学术研究表述形式的层面；义理则主要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

三者之中，考据贡献材料，辞章设定方法，义理整合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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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那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

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谈谈写文章的问题。

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说来，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

辞章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说来，讲究辞章就是要求适合于内容的完美的形式。

义理、考据和辞章虽然是在三个不同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在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者中，义理应当是灵魂、是统帅。

因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材料是要由观点来统帅的。

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读过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样的文章，人们通常就称之为“没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

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

正确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

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给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点。

因此，我们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也是离不开材料的。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

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

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

在今天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