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吗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吗？

缪人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几为海内外的共识，只是内涵不一样。对大陆来说，是西安事变促使中国形成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面抗战作好了准备；对方台湾及海外的一些人来说，是西安事变解除了中共的危机，使中共死里逃生并趁因事变而提前爆发的对日全面抗战而发展壮大，直至席卷大陆，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关键。这二种说法南辕北辙，但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

但事实果如是否？答案却是否定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过是已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富有戏剧效果却完全影响不到大局。海内外的史家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对它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都过份看重了它。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相信有的人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如蒋介石、毛泽东，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中国的面貌，但张学良显然不是，既然没有他，今日中国恐怕还是这样子。

要论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二个关键问题：其一，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蒋对红军的决策，从而使红军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其二，西安事变是否促使了中国对日全面抗战的提前爆发，从而给红军的趁乱扩张提供了机会。如对上述两个问题之一的回答是肯定的话，张学良当然会有他的历史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如两者都是否定的话，那张及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改变了蒋对红军的政策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连发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约在是年秋，周恩来及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与张冲会于上海，旋去南京，晤陈立夫。陈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取消红军，改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获相当谅解，谈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陕北。”可见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共达成协议也完全在望。而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给予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为“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其实不过是陈立夫要求和翻版，可见西安事变也并没有大幅改变国共协议的内涵。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是国共自身政治用作的自然结果，而与西安事变无任何必然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即西安事变促使了中国对日抗战的提前全面爆发吗？这个问题和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老蒋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连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作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

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待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作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白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对外不抵抗的谎言。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二只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思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他的安内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

“……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

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成见终未冰释，日人从而拨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故，广州情况突生变化，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一面晓以图存救亡，必须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切不可轻启内争，一面迅调大军入湘警备，先据衡州，粤桂军后撤。蒋再声明贯彻和平统一政策，愿开诚商洽。陈济棠此举极不得人心，广东国民党元老反对，高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拥护中央，七月，陈被迫出走。

粤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寻又予调职，李、白抗命不受。蒋亲来广州，陈师广西边境，派陈诚向李、白说明抗日决心与计划，允其仍留广西。九月，和平了结，充分表现了相忍为国的精神。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③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可见，没有蒋的卓有成效的安内工作，就不可能整合全国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坚持住对外长期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