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州)成立而引起的中泰危机

因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州）成立而引起的中泰危机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2012年第6期作者:何志明丛沟通、专访到信任，消弭了中泰纠纷，是人民外交的一次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施民族自治，一批自治区（州及县）陆续成立。1953年，云南省所属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州）成立。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事件，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自治区的成立：一石激起千层浪

1950年2月，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云南西双版纳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西双版纳宣告解放。鉴于西双版纳内部民族关系的复杂，为了稳定该地区的局势，争取广大少数民族，中共中央决定在该地建立自治政府，实施民族自治。次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派人到西双版纳召开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会议。普洱地委、专员公署根据云南省委的指示，召开民族工作扩大会议，邀请召存信、刀学林等进步傣族上层人士参加。经过反复商讨，会议决定在西双版纳建立以傣族为主体的专区一级自治区（傣族人口占52%），首府设在景洪，并改为“允景洪”，意为“黎明之城”。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53年1月17至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第一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允景洪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416人，包括了傣、哈尼、布朗等12个民族。经过大会充分协商与讨论，决定选举召存信（傣族）为西双版纳自治区政府主席，西双版纳自治区（1955年后改为自治州）正式宣告成立。

此次大会异常隆重。23日早晨，傣、哈尼等民族1万多人汇集到允景洪中心广场，与代表一起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广场的西南角搭起了一个可以容纳50余人就座的主席台，台上悬挂一条十分醒目的横幅，以傣、汉两种文字书写“庆祝西双版纳自治区成立大会”。大会上，召存信宣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会上还按照傣族的传统习俗，举行了隆重的“拴线”仪式，以示信义与忠诚，佛教界的僧侣们为新当选的自治区领导举行了念诵祝福经和“滴水”仪式。随后，在广场上还举行了民族歌舞表演和斗鸡比赛、大象拔树比赛，在澜沧江上举行了盛大的划龙舟比赛。

常言道，几人欢喜几人愁。正当西双版纳各族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毗邻的泰国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对此却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实际上，泰国和美国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西双版纳自治区的成立。

泰国之所以密切关注自治区的成立，主要缘于当时尚处于敌对状态的中泰关系。1947年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銮披汶政府采取了依附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并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公开宣布中国为泰国的“唯一敌人”；而中国方面则在“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下，也将泰国视为美国的“鹰犬”与“侵略帮凶”，并允许在泰国政治斗争中失败而以“政治避难”为由来华的泰国领导人比里·帕侬荣居住在北京，帕侬荣则始终坚持反对泰国现政权，呼吁泰国人民起来推翻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傀儡”。

由于傣族广泛分布于云南、中南半岛乃至印度的阿萨姆邦等地，是在民族语言、文字、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一大族群，而又因此时对立的中泰关系，中国在1953年成立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顿时使泰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认为中国此举意在鼓动傣族民众起来反对泰国现政权。因此，在2月26日，泰国官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泰国总理銮披汶声称新中国此举是针对泰国而建立的一个傣族“自治国家”，为泰国的政治流亡者提供活动舞台，意在仿照南北韩、东西德模式建立“两个泰国”。紧接着在3月和5月，泰国外交部长旺亲王也对西方媒体表示，由于共产党在云南建立了一个“泰族国家”，即可能将“侵略”泰国。

而此时的美国也同样在密切关注傣族自治区的建立。2月15日，美国驻泰大使斯坦顿致电国务院，详细报告了中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的情况，认为中国即将在傣族中“发展族群民族主义情绪”，以便将来可以在老挝、缅甸、泰国“煽动和动员政治背叛”。同时，美国官方也积极撰文，发动东南亚相关国家“赶快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如何对付颠覆活动”。在美国的鼓噪下，一时之间，泰国内部关于中国西双版纳自治区的争论持续升温，引发了国际上的强烈关注，而中国方面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不利影响。

中国方面的应对

针对泰、美两国对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所散布的谣言，新中国当即进行了驳斥。1954年8月至1955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泰国亲美集团捏造谎言进行诬蔑性宣传，目的在于维持紧张空气并转移泰国民众的视线》等文，

指出“美国侵略集团又发动诬蔑中国的宣传，硬说中国的傣族自治区是所谓自由泰国的中心，借此来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泰国边境的紧张局势，是为了把柬埔寨等三国拉人东南亚侵略集团”，认为泰国等关于中国“侵略意图”的主张，“只不过是用来遮掩美国侵略的烟幕”。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新中国对于周边安全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将一些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成员的看法。1954年，中国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为缓和处于紧张状态中的中泰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中共中央对泰国的看法也日渐趋于实际，并对泰、美两国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泰国虽然参加了美国筹划的军事集团，但在利益关系上与美国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因此泰国是可以争取的。此时恰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处理中泰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在日内瓦要和平，对泰国这样的国家，也要进行工作”。9月23日，周恩来也公开表示，不但中国对泰国的“侵略危险”完全是虚构的，而且认为中国与泰国不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的观点也是毫无根据的。10月至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时，也托他们转告泰国，中国愿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和吴努的会谈中还说：“泰国对我们很不友好，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想和泰国建立关系，搞好关系。”针对所谓“自由泰国”的问题，他称“我们并不想搞‘自由泰国’，也不想打进泰国。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不是如此想的，不是如此准备的，也不是如此干的”。为了彻底打消泰国的疑虑，毛泽东还希望泰国相关人士“到我们的傣族自治区去看看”。

中国领导人释放的善意，也使泰国方面的看法发生转变。但因1954年7月29日及30日，泰国流亡政治家比里·帕侬荣在《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及演讲抨击泰国现政权，他呼吁泰国人民“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泰国政府的斗争”，这使泰方对于中方的态度始终怀有疑虑。直到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中泰两国领导人终于有机会就此问题面对面地交换意见，这才促使了中泰关系的正常化。

在亚非会议过程中，“自由泰国”问题再次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泰国外长旺亲王在会议发言中称，在中国的幕后指使下，泰国政治流亡领袖比里·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