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

论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
管理学院
201300271257
郁传玺
摘要：历史剧因其取材方面不同于一般影视剧的特殊性而往往引发争议，依违于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历史剧从本质上来讲是以历史为题材而生发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对历史进行艺术化讲述意味着允许虚构。

历史剧面临的困扰不在于正说与戏说两种样式之间的比例是否失衡的问题，关键在于历史剧整体创作理念的厘清，正说、戏说各自承担起题中应有之义才是历史剧的出路之所在。

关键词：历史剧正说创作理念
历史剧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电视剧。

顾名思义，历史剧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要求历史上有其人其事。

这就意味着历史剧不等同于古装戏，历史剧是古装戏之一种，与一般古装戏不同的是它的讲述不可任意为之。

而应以历史为取材来源。

同时历史剧又是以剧为本体，这决定了历史剧不是严谨的教科书。

而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基于某种视角的对于历史某一片段的审视、渲染、发挥，应该凸显它的戏剧本色。

主流评论大致将历史剧分为正说、戏说当然“正说”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戏说，只是戏说的成分少一些。

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们作出界定，将取材于正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以历史本身固有的矛盾作为剧作核心的历史剧归为正说，下面我们就历史正说剧进行分析。

历史正说剧应当做到技术性方法上讲究“大事实小事虚”：导向性方法上力求弘扬传统文化传递历史智慧。

不妨以屡受好评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为例。

在处理史有记载的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此剧遵循着“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即首先大处谨尊历史。

毋庸赘言，历史剧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剧作，取材于历史就决定了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的面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人物的大致面貌不能虚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气氛、时代精神等等也应力求真实可信，《汉武大帝》以《史记》、《汉书》为蓝本，力求再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景式地描绘汉代人民的生活风貌。

此剧以恢弘的气势讲述了汉武帝刘彻自幼年至古稀纵横跌宕的人生，以浓墨重彩展示此间发生的七国之乱、儒道之争、汉匈和亲、李广卫青霍去病率领汉军征战漠北、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政治格局的整饬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

同时，对细部多加雕琢。

丰腴的细节是史剧的魅力之所在，唯有如此，历史剧才能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才能摆脱生硬地说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历史剧才能让一幅幅陈年的面颊绽放新鲜的笑容，赢得观众的认可。

因此细节处理意义重大。

在正说历史剧中，“真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假事”应该符合人物的原有面貌，以有助于进一步表现其性格、促进故事进展为原则。

“假人假事”应当符合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具备历史的可能性，切不可随意编造。

《汉武大帝》一剧在抓住“大事”这一脉络之后，创作者在“小事”上下足了功夫。

以废刘荣立刘彻一事为例，对于这一事件。

史书上记载身体欠佳的景帝
曾有托付众皇子于太子刘荣之母栗姬的想法，但被心无城府的栗姬一口回绝，于是景帝心生不满。

“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怒”“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

”《汉武大帝》一剧中，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移植到了长公主刘嫖身上。

这一改动，有助于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

因宿怨而费尽心机打击栗氏母子让刘嫖一向飞扬跋扈睚眦必报的性格得以完满展现。

不仅如此。

这一细节对于塑造一个前恭后倨、野心满腹、隐忍而富有城府的王娡起了延宕强化之功效。

自出场以来，王娡的形象一直是谦卑温和、善解人意的，面对妃嫔对帝王恩宠的明争暗夺，她表现出了少见的平和淡薄：当后宫佳丽们为一件首饰而抢得方寸尽失时。

她的静如止水又是如此难能可贵：在众多期盼着母以子贵的娘娘为太子之位绞尽脑汁之际，她却对彘儿的胶东王的位置表现出了颇能安抚人心的满足。

以致于窦太后与景帝都曾不止一次的褒奖王美人，赞赏她的兰心慧质。

然而到了景帝离世六年之后，在窦氏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终于还是撩起了遮蔽其真面二十余年的面纱，开始以东宫之主自居，控制皇权、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玩弄权势、圈地集财。

因此，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从王姑身上抹去，推迟了其暴露真实秉性的时间，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隐忍性格，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对观众而言，反面角色伪装得越久、隐藏得越深、暴露得越晚，她所带来的震惊和愉悦就越耐人寻味。

当然，《汉武大帝》一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较为完满地复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图景。

也不仅仅在于此剧塑造了诸如窦太后、景帝、武帝、王娡、窦婴、田玢、李广、卫青等等一系列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

更在于剧作中渗透的直抵人心的深浓情谊以及其中传达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

不妨略举两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通观全剧，《汉武大帝》之中饱含着浓厚的赤子之情、充溢着真挚的师生情谊。

有人将封建时代臣民对帝王的忠诚指斥为愚忠，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剧作者宣扬陈腐观念，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论。

先说“愚忠”，此剧同样不乏此类“愚忠”，文臣有晁错窦婴为整饬国局吏治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鸿儒有赵绾王臧为推进革新而撒尽热血，武将有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为抗击匈奴征战沙场。

使节有苏武张骞历尽劫难不辱使命，甚至是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的宫女小倩都有着一颗为皇帝效忠为大汉捐躯的热心。

他们敬忠家国的象征——皇帝，在今日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所谓的“愚忠”，但历史是容不得脱离具体时段的客观情境来做超时空的道德评判的，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局面以来，封建时代的国家名誉上是属于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倘若我们不让古人忠于一国之主——帝王，那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办呢?彼时人物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

这种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对于天下的赤子之情不能不令观众动容。

再说师生情谊，剧中涉及景帝与晁错、武帝与王臧两对苦难师生。

以前者为倒，景帝与晁错之间的既是君臣又是师徒的关系，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引起各诸侯国不满进而出现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时，势单力孤的景帝深知毒蛇啮指则壮士不得不断腕，挥泪痛斩恩师，晁错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行刑之前的最后的师生会面场景让人动容，作者以浓重笔墨渲染这一幅既悲凉无奈又窝心的图画，一个是君，面对二十余载的厚重师恩和即将到来的诀别而涕泪滂沱：一个是臣，因长久以来的知遇之恩和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的败北终结而老泪纵横。

倘若说君臣之谊带有那么一点“愚忠”，那么这师生之情则是足以穿越时空以致永恒留存的。

“动之以情”还需“晓之以理”，读史之所以能使人明智。

其缘由不外乎历
史之中蕴含着处世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

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应该将传递历史智慧作为自身的使命所在。

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无非分两种，所谓内忧外患。

以汉代历史为例，内有藩王无视朝廷，各个自立门户且觊觎皇权而蠢蠢欲动，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经受扰乱：外有匈奴屡犯边塞，烧杀抢掠，夺汉之钱财、劫汉之百姓，边境的安宁、国土的完整、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

不论是内部的统一安定还是外部的抵御抗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毫无疑问，内忧外患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但如何解决却蕴含着大智慧。

对于内忧，汉朝在国力尚不足以震慑各方反叛力量的时候颁布削藩策终致“七国之乱”，文帝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道理显而易见，任何事，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兼备的情况下才是可为的。

削藩对于巩固政权固然是必要之举，但汉景帝时期国力尚弱，并不具备顺利完成削藩的实力，必要而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为。

对匈奴的征战同样是教训累累。

汉代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养精蓄锐，国力各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加之汉武帝励精图治，注重养兵买马，积蓄力量，武帝中后期的汉廷的确具备了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宁穷尽一国之兵力也要为数十年来匈奴对汉廷的欺压劫掠羞辱雪耻。

但连年的烽火灼伤的不仅仅是曾经凶悍的匈奴，还有汉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的梦想。

长途征战，劳命伤财，汉匈之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也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元气。

暮年的武帝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道理：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

可能而不必要的事情，仍不可为。

总之，历史正说剧同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生活即历史事实的“渐近线”，以正说面世的历史剧理应遵循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力求在展现历史知识的同时传递智慧，在讲述曲折故事的同时，宣扬真挚情感。

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情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