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之战

科学与玄学之战

●简述“科玄之战”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何谓“玄学”？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论战主要过程

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园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科学”则是“客观的、为论理方法学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起于自然之齐一性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即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

地质学家丁文江阅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随后，丁氏以万余字长文发表于《努力周报》，丁文江认为，

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并痛斥张君劢为“玄学鬼”，论战由此爆发。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2.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他申辩道：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关于“人生观”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3. 论战的转折与结局陈独秀关于张君劢对于“事实”与“思想”之关系

的观点的辩论：“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事实底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

●论战的分析

张君劢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代新儒家更富于哲学意味，甚至有学者说：“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尽管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广泛地涉及到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但哲学形而上学始终是它的核心和出发点。”哲学虽然不是科学，但又与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真正纯粹的哲学与科学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不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在思维进路上，科学的“顺进”是走向“形而下”，哲学的“逆进”则走向“形而上”。所以哲学往往是从批判科学的“公理”开始的。中国哲学也应该是采取这种思维进路的，此即胡適所说的“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意义究竟何在？有人说是“思想史的”，有人说是“哲学的”，而50年代后的正统说法则是“政治的”――“唯物史观”的胜利。后一种说法，或许更能够切中要害。虽然就论战本身而言，“唯物史观派”似乎并不重要，所谓“胜利”云者，更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问题，但是“唯物史观派”的参战确实代表了某种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此种转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思想与社会后来发展的总体态势。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主张回到“历史观”的层面来回答和解决问题。“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论战的结果与意义

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不论科学怎样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所有问题。这场论战，就哲学观念来说，双方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但是论战的真正实质并不在于关于科学的评价和哲学的分析，而在于争辩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信仰。这是一场关于人生观的争论，这种关于人生观的争论，又是以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的。在科玄论战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青年》、《新青年》上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