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问题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欧洲问题参考

2009年第七期（总396期）

2009-9-9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与国家关系：欧洲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郭灵凤

当今世界的许多民族问题，大多是殖民时代、冷战时期的民族历史遗留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变异。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错综复杂，并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民族问题因地区不同而表现出很大差异，但是其经验与教训却有可借鉴之处。笔者将主要以欧洲为例，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对民族问题所涉及的国家规模、国家认同、经济体系、发展模式等四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及民族自决是18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理论的合法性话语。但是，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涌现出的民族国家却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明日黄花。

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19世纪欧洲模式的民族国家体系。1945年以后，世界被分裂为由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两强对抗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影响到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议题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三种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即反殖民化、革命、外力干预。殖民主义者不顾经济、文化或种族差别而随意划分殖民地边界使得许多殖民地区形成斑驳繁杂的族群以及其他各类群体。尽管民族主义在谋求殖民地独立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但普遍的情形是，昔日的殖民地一旦独立，殖民者乱划边界的后遗症便凸现出来，不同族群之间很难形成一种民族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加之前殖民国家借此插手以图私利，冲突便由此发生。因此，国家独立，特别是小国的独立，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国际秩序的保护。①

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尊重历史；尽管其产生过程中不乏人为的扭曲。但是，尊重历史是和平的重要保证。刻意强化族群与语言分野，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②冷战后前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冲突即为明证。

除了这样的历史所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移民潮，也正在使昔日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个多元文化社会。在欧洲，除了英国的北爱尔兰独立、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等问题外，少数族裔移民问题也越来越成为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2006年欧盟成员国种族主义及排外状况报告》指出，多数国家的种族主义犯罪都出现增长，波兰和斯洛伐克两国的增幅超过50%，德国案件总数高达1.8万，为全欧之冠。

由于历史和全球化的作用，在当今世界的220多个国家中，真正可以称其国民皆隶属于同一族群或语言团体者寥寥。因此，19世纪的民族国家理论显然已经不适应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发展的世界。

二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①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在多民族聚居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实的情境下，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区实现国家/地区认同呢？西方学者在学理上做了许多探讨。比如，社会学家皮尔金顿提出，民族认同是从18世纪被“建构”出来的。①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大众传播和媒介的发展，民族共同体的观念才得以发展和扩散。既然民族认同是社会性的建构出来的，那它就有可能继续变化和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的变化趋势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多重认同，这是积极的。随着经济联系的紧密、人员交往的密切、社会关系的复杂，人们的身份角色也开始复杂多样。在少数族群，特别是移民中出现了“混杂认同”、“归化认同”，比如亚裔英国人。而欧盟一直致力于构建“多重认同”，它宣称“欧洲文化模式”就是“多样性中的一致性”，强调保护共同的文化遗产，提高属于一个共同社会的归属感；同时承认和尊重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促进各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②创造共同欧洲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欧洲社会融合、建立欧洲认同、提升欧洲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具体措施，如欧盟试图通过“文化”媒介在公共舆论领域内发掘文化遗产、重建欧洲历史。欧洲学术界正在批量生产哲学、艺术、思想史、考古、比较宗教学作品，以创造一个新的古代欧洲文化遗产谱系。又如，欧盟开展文化对话年活动，组织宗教间对话、在工作场所的文化间对话等多种公众讨论活动等。

另一种可能是激进民族主义，这是消极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也会通过复兴或加强局部认同来做出反应，以此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种获得安全感。③激进民族主义容易走到恐怖主义。但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或许是民族自治、国家分裂，但这种政治分离运动背后的经济动因却不同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

三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义

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古典目标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至少部分上已不具有合理性了。今天的“民族国家”正在失去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即组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已降，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的角色逐渐隐身，经济的基本单位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跨国或多国企业，它们借由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交换网络进行沟通。所以，霍布斯鲍姆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组合世界里，这个世界以20世纪末的科技，依循19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在中世纪式的贸易转接中心，运作超大规模的世界经济。”④但是，国民经济虽然受到跨国经济的挤压，但两者依然并存且互相纠缠。除了履行传统的指导、计划和管理经济的职责外，民族国家通过财政和福利政策二次分配社会收入，因而在世界各地居民的生活中扮演更核心的角色。⑤

因此，由于“国民经济”已经臣服在跨国经济之下，小国的经济生命力也许并不亚于大国，例如新加坡之类的城市国家再度复活，再例如诸多不具任何经济价值的小岛化身为大企业的境外税务天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一个代表特定语言族群的小国会比一个大国更像合理的经济区域。比如，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之类的西欧分离主义运动，想要追求的目标，是避开其全国政府，以“区域”身份和布鲁塞尔进行直接往来。它们认为最好的前景是作为某大型政治经济体（如欧共体）的次单位，而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经济体。因此，欧盟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多区域的欧洲”。这种

①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2页。

②European Commission: A community of cultur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rts,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③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译，《社会学》，第723页。

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