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
2006年11月16日，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和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去世，享年94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得知消息后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

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出其右。

”
弗里德曼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开始创立“货币主义”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中“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过多干涉经济问题。

他的观点对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和里根政府以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曾担任多个政府机构顾问。

西方一些专家将弗里德曼、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并称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主流人物。

弗里德曼1912年7月生于纽约，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二战后，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77年开始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他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著作包括：《价格理论》、《经济学家的抗议》和《没有免费的午餐》等。

巧合的是，此前，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也在今年去世了。

加尔布雷斯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弗里德曼最大的论敌之一。

加在美国物价局工作时主导了二战后最长时间的物价控制，弗里德曼攻击他说，对于美国的经济恢复来说，至少拖延了好几年。

现在看，弗里德曼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就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费尔普斯。

费最杰出的工作就是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失业和通胀”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理由(当时，弗里德曼获奖的演讲词就叫“失业和通胀”)。

费的获奖也可以看作弗里德曼的二次获奖，的确，他这个贡献太重要了。

对弗里德曼进行思想阵营划分是一个难题。

他不承认自己像哈耶克一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不愿意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可能在保守阵营里偏左一点，或者自由主义的阵营里偏右很多。

正是弗里德曼这种面向未来的智性使得他大大增强了自由经济阵营的思考水准，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充满着灵活的智性和经验主义气质(甚至有点凯恩斯的灵活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热情式的。

这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承认了货币主义在一些技术推断环节的错误，就能体现他的灵活精神，因为美国和欧洲经济运行的现实证伪了他的理论，他爽快地承认了，他的自省还给他更多的荣耀，大师的风采无损。

这一点把他同另外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许还有米塞斯)区分开来。

比如，弗里德曼有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经验主义学术验证标准，即“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他认为，理论模型的假设是不重要的、可以不符合实际，可以高度简化、可以假想化真空化、可以充分挤掉经验世界的东西，只要理论模型的结论和预测能力同未来发生的现实是高度吻合高度相符的。

这让先验主义者哈耶克愤怒无比，他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哲学比凯恩斯还要糟糕。

但我觉得，弗里德曼的哲学是波普尔和伟大的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的结合体，它有它的微弱的局限，但它依然是一种高级的存在。

无疑，哈耶克有着最深邃但又最无趣的大脑，在被同样没有智性更加无趣的中国学院分子引用时他是一个“神”，但面向未来时他是一个“懦夫”。

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沿着自由市场进行“边际创新和边际理性建构”，他也无法做到（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直反对经济学的数理化）。

于是，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上，虽然预言“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却无法承担抗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拥有凯恩斯式的狡猾和智性的弗里德曼身上。

而弗里德曼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爬满数字和模型公式的学术专业角度，还是通过出版《资本主义和自由》以及《自由选择》这样畅销书的公众流行角度。

所以，在
自由经济领域，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大师。

例如在解释1929年－1933年大萧条方面，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自我调整，任何干预和反萧条行动都会带来更大的萧条。

弗里德曼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力根本不靠谱，他用统计数据证明正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收缩导致了大萧条，原本没有这个错误，这原本是一次温和的衰退。

他的推断被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衰退和90年代的德国衰退所继续证实。

收缩的货币往往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缩已经写进了教科书里面，仅仅因为它的解释力，面向未来的解释力。

在抗击旧式凯恩斯主义方面，弗里德曼的智性和“面来未来”的精神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哈耶克喋喋不休地恐吓福利干预国家将化作极权控制的坟墓(资本主义的体制调节能力和理性建构能力被他漠视了)，当时掌握权势的凯恩斯分子一笑置之，哈耶克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一个喜欢夸大和不靠谱的老家伙(当然，他在东方极权国家里的自由知识分子眼中永远都是靠谱的)。

只有弗里德曼，他在20世纪60年代都准确地预言了“滞胀”，一味追求政府开支刺激和消除失业率以获得快感的凯恩斯主义者迟早要遭到“失业率高企，通胀率高位”的报应。

这个面向未来的预言被精确地证实了，萨缪尔森说，“是滞胀的出现真正打击了凯恩斯主义，伤了它的元气”。

弗里德曼终于用他的方法论捍卫了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的伟大传统，他扭转了世界的知识导向，他点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薪火，自然，他的攻击也促进了凯恩斯主义更高层次上的复兴。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被称为"新货币数量论"或"货币主义"，而他的货币需求理论又是其全部理论的核心。

货币主义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中提出和建立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一味地强调刺激有效需求，而忽视通货膨胀问题，终于走向了绝境。

五十年代初，通货膨胀就已经开始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

到了六十年代便迅猛发展，给西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生产停滞，失业增加，经济陷入"滞胀"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数量论重新活跃起来。

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说的重新表述》、《货币的需求：一些理论和经济的答案》等著作中，从理论分析和统计资料验证两方面入手，阐述了他的"新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

"新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是：物价水平乃至名义收入(国民总产值或国民收入)的水平是由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决定实际产量的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货币供应大于货币需求时，物价上涨，名义收入增加；当货币供应小于货币需求时，则物价下跌，名义收入减少。

至于货币供求对实际产量的影响，则取决于供求失衡的严重状况和持续时间。

由于货币供应是取决于货币制度的外生变量，即货币供应是由货币当局和有关立法来控制的，其变化独立于经济体系的内部运转，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货币需求函数的状况。

理论分析和统计资料证明，货币需求函数是极为稳定的。

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的人为变化不能被货币需求所抵消，从而作用于物价乃至名义收入，对经济生活发生影响。

因此，货币供应量的不规则变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通货膨胀就是货币供应过多的结果。

如要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数量法则(如美国应执行每年4%～5%的固定增长率)，使货币增长率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米尔顿·弗里德曼
姓名：米尔顿·弗里德曼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2年7月31日生
籍贯：美国
学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多年的研究中，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从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经历：
1932年获罗格斯大学学士学位
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1937年- 194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 1941年任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6年-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任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
1953年-1954年任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
1964年-1965年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
1967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郑担任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组研究员
重要著作：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

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

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

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

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生平
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Sarah Ethel Landau （1892-?），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来到美国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

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

他的三个姊姊包括：Tillie F. Friedman (1919-?)、Helen Friedman (1920-?)、以及Ruth Friedman (1921-?)[1]。

在高中时，弗里德曼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

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

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

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比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跟他辩论的人。

当弗里德曼病逝时，罗斯说：“我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
毕业后，他曾为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画。

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

返回芝加哥后，获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求及计算》论文。

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

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

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也确实协助推广了预扣所得税制度。

43至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

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Stigler 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颁发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

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

随著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发表《美国货币史》鸿文。

当时他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

他任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他过，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著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

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

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

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76年，在这30年里他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形塑成一个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

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在1953-5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任教。

从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贝克尔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佛老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

“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

”
弗里德曼是学术世家。

他妻子罗丝是经济学家，其妻兄长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声望显赫的法律学
教授。

弗里德曼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弗里德曼及大卫·弗里德曼，大卫本身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

大卫的儿子Patri毕业于史丹福大学，2006年时在Google任职。

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三藩市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

重要著作: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站在凯恩斯的对面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曾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闻名于世；二战后，西方社会20余年的经济繁荣更让凯恩斯思想大放异彩。

但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主要创始人的货币学派打着对抗“凯恩斯革命”的旗号诞生了。

弗里德曼的理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坚持经济自由，强调货币作用。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

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

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荡。

他还强劲地攻击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

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

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为货币学派带来了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

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终于给西方经济带来了恶果。

70年代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下来，赤字越来越大，失业越来越多，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经过10多年发展起来的货币学派选择了通货膨胀为主要靶子，提出了以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完全归到了政府的身上。

“没有一个政府肯于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即使不是很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

政府官员往往寻找各种借口，把责任推诿给贪婪的企业家、刚性的工会、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以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

无疑，企业家是贪婪的，工会也有刚性，消费者并不节约，阿拉伯酋长提高了石油价格，天气往往不正常，然而所有这些只能提高个别商品的价格，并不能使一般物价普遍提高。

”
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

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
供应增长率”。

由于这些政策主张顺应了西方经济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了许多的赞同者和追随者，并且得到官方的特别赏识。

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货币学派提出的制定一种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作为主要项目；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是“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自称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实行了货币学派的“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政策。

货币学派一时声誉鹊起，被普遍看作凯恩斯学派之后的替代者，弗里德曼更是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负罪”的获奖人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颁奖典礼上，当他从座位上起立以便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进行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会场一阵骚乱。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智利的军事政变说起。

20世纪70年代，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

阿连德是社会党人，上台后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这些政策引起智利国内经济倒退与混乱。

皮诺切特上台后开始用强力手段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改革方案是由萨克斯等一批美国青年经济学家策划的，这些人中不少曾受教于弗里德曼。

这种经济转型引起智利国内失业与贫穷现象严重，遭到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对他们实施镇压，国内矛盾激化。

于是，一些人指责弗里德曼同智利问题有牵连，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则把弗里德曼称为“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有罪责的经济学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颁奖典礼上的抗议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颁奖典礼上的尴尬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弗里德曼经济政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力。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无处不渗透着弗里德曼的思想与主张。

后来的事实证明，智利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成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也降了下来。

然而，事情的两面性再一次出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22%降到1984年的4%的同时，失业人数从100万上升到300万；同出一辙，1979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为12.7%和5.9%，4年后，这两个数据变为3.2%和7.6%。

物价降下来了，但人们却又承受着失业的痛苦。

“坚持！”这是弗里德曼始终如一的信条。

于是，奇迹出现了：1993年～200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8年的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

有人说，美国的经济是里根栽树，克林顿乘凉。

真的如此吗？弗老在其中的作用又有几分呢？恐怕擅长统计分析的弗里德曼自己也难以回答。

米尔顿·弗里德曼三次对中国的访问
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他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

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

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

这时的中国，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只是知道过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文革的好话。

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

比如，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

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

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

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

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

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

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

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

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这时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

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

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

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尽量地吸收外界知识了。

但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这时倒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

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米尔顿·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缔造者
2008-10-10 16:59
货币主义一词最先是由美国货币主义者卡尔·布朗纳提出的，其中心命题认为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价格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惟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也的确出现了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而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战后“繁荣”景象。

在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实行了好几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在１９６４年，大量削减税收，使社会经济从衰退中摆脱出来，增加了社会就业。

但是，好景不长，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至八十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

这种现象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穷途末路。

于是，西方经济学界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