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扶贫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特色扶贫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11月29日，时隔十年以中央名义召开的最高规格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权威人士的解读里，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在“十二五”时期顺利开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为《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最高规格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为未来十年扶贫开发的重要工作作了定调，再次重申了到2020年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贫困线提至2300元之后

在此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伴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扩大，到今年年底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借助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提高标准只是新扶贫战略的开始，“贫困问题不只是收入问题，还涉及到公共服务的缺失，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发展问题，而这涉及到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障的覆盖等，一些落后地区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面临着较大难题。”

扶贫标准一步到位，但相关配套政策能否一步到位还不确定。李实认为，在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两种方式下，开发式扶贫可以依据新的标准作出政策的调整，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但救济式扶贫则是需要大量真金白银的投入，比如低保覆盖面的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也要相应增加。而教育的公平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相关的政策会选择逐步到位”，李实说。

以贵州为例，按照2300元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全省有贫困人口1764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3.8%，贫困发生率51%。按照未提高之前的1274元的标准，贫困人口有1192万。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贵州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2011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安排贵州省增幅达45%，扶贫资金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第一，但就总数来说，该省20多亿元的资金远远不够。扶贫标准提高后，地方政府压力进一步加大。

克服经济增长减贫效应

目前，我国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在我国现有贫困人口当中，有2/3属于返贫性质，十分脆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市场冲击成为返贫的重要因素，经济波动对贫困地区影响很大。同时，我国现在的贫困人口，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自然灾害相当严重、生态非常脆弱的地方，而且防灾抗灾能力相对不足，在气候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容易返贫。

在专家的视野里，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应正逐渐减弱。来自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显示，在“六五”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带来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而在“十五”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个百分点左右。

“在当前收入分配不尽合理的情况下，未来每创造1元钱收入，低收入人群获得的比例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不改观，经济再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

，减贫的效果也会减弱”，汪三贵说，由此也就对开发式扶贫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的政策如何真正惠及到贫困人口，政策的设计要直

接瞄准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和生产条件的改善。

李实也表示，同样是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也存在不小差距，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也不相同，一项政策可能让拥有生产资料多者受益，而更加贫困的群体未必能获得普惠。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决策层高度关注。此次会议已传递出这样的政策信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新增社会保障投入要向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倾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明年要实现全覆盖。

坚持中国特色扶贫开发路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坚持在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汪三贵认为，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最主要的特点是，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并且由政府组织实施，相关的政策能够迅速落实，并大规模推进。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最大的优势”，李实分析认为，以不久前新10年扶贫开发纲要的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为例，数十个部门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分工到位且各自责任明确，完成任务不容讨价还价。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调动一切力量，保证新的扶贫开发纲要的落实，最终实现扶贫目标。采访中，为专家所乐道的则是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在借鉴过去的扶贫开发工作经验的同时，结合现实需要进行深入和完善。以扶贫开发纲要来说，跨度就达10年，业已制定的重大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或停滞，也不会因关注点的不同而被忽视。国外面对扶贫这样具有较强综合性的领域，要么关注不够，要么难以凝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