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的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美国崛起的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当人们在谈论美国时，一者想到的是美国乃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者想到的是美国幅员辽阔，“南北无强邻，东西两大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以至于连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都曾不无嫉妒地论道：“上帝眷顾傻瓜、酒鬼和美国人。”然而，事实情况是，在建国之初，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十分恶劣，英国、法国、西班牙从三面将美国包围了起来，用“强敌环伺”“险象环生”来形容并不为过。可见，美国优越的地缘环境并非天赐，而在人为。换言之，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自身的努力和对国际时机的准确把握，而美国的周边战略，即其在拉美地区的政策及其调整则成为这种努力的主要部分之一。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理位置的毗邻对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因而一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也是其对外政策中首先要加以考虑的内容。可以说，在崛起过程中，美国的拉美政策为其在西半球确立霸权地位，以至于最终实现全球霸权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支点与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经验首先需要分析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周边战略经验，总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认识自己，准确把握时机，合理确定目标与利益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建国之初，面对恶劣的安全环境，当时美国的第一要务便是竭力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共和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为了破解困局，美国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巩固国家政权：一方面，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是欧洲），包括试图开拓对中国的贸易通道。1784年8月25日，美船“中国皇后号”由纽约驶抵广州，从而开启了美国对华贸易的新篇章；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最为迫切的方面，获取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为此，美国一面采取既斗争又妥协的方式，与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在拉美有传统势力的欧洲列强展开谈判、订约，最终缓和了与它们的紧张关系，一面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通过低价购买等方式获得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等地区，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范围1倍有余，构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和战略纵深，从而为美国的国家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安全空间。与此同时，美国还准确地把握了拉美独立运动与神圣同盟内部不和的时机，抛开英国，于1823年12月独自发表了“门罗宣言”，提出了“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准殖民原则”，为树立美国在拉美地区的良好形象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美国拉美政策确定了总的发展方向。

第二，慎重处理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做到不示强、有底线、敢作为。在崛起过程中，美国的周边外交政策需要考虑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在美英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如1812年美英战争），但美国并没有放弃与英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相反，美国或者采取“追随”英国的战略，如在1793年英美战争期间采取“公正中立”（fair neutrality）原则，选择背弃1778年的美法同盟条约；或者实行与英国的“合作”战略，如发表“门罗宣言”（该宣言的基本原则首先是由英国人提出的），从而使得美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简单化，令其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便指出：“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当然，美英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问题上，即一个守成的霸权国是不会轻易将其主导地位拱手让与后发的崛起国，这导致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紧张、猜疑与冲突”的。此外，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声望不仅是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外在的认可过程。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必须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当时的霸权国，同时也是在拉美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英国的承认。显然，英国是美国实现西半球霸权道路上无法绕过的一道

坎。因而，在国家实力增强、外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美国积极调整对英外交战略，敢于并善于在关键时刻就核心问题表明并坚守美国立场，如19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强力介入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简称“委内瑞拉危机”），最终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斡旋和调解，从而使英国认识到美国在拉美地区扩展影响力的能力与决心，并最终认可了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正确处理与霸权国英国的关系是美国实现成功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

第三，硬实力的展示与软实力的建设不可或缺。美国在拉美地区确立影响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采取了以领土兼并或控制为特征的“高压”政策（如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大陆扩张，其典型案例便是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和以“门罗宣言”“泛美会议”为特征的“软性”政策，意图通过树立地区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和加大区域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增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力。此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美国在拉美地区有过领土扩张行为，但从该地区国家对于美国动议（如泛美会议）的响应与支持以及在地区争端中寻求美国帮助（如委内瑞拉危机）的事实来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软实力”建设是富有成效的。

第四，坚定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一个国家要成为地区事务的主导者，除了具备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外，还需要积极支持和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某些行为是符合拉美地区的共同利益，即排除域外势力的干涉，这正是美国外交“有所作为”的典型表现。换言之，美国若要成为地区的主导性力量，在关键议题上（并非所有议题上）要保持与该区域内国家利益上的一致性，成为这一地区利益的代言人、维护者，这也是美国西半球霸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时代特点的变迁性、国家特征的差异性等因素决定了大国发展道路是不能完全复制的。然而，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每个国家所经历的阶段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即都曾经经历过从弱小到强大的渐进发展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大国的崛起总是要面对着主要来自于霸权国的猜疑、防范，甚至于遏制。不过，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崛起大国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触动（既包括国家心理层面的恐惧感，也有现实利益层面的摩擦和冲突）是最为直接而深刻的，霸权国家往往寻求通过诱发、操控、介入崛起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矛盾与争端来制约新兴大国崛起的速度与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崛起国一方面要应对霸权国的挑战，一方面也要应对周边国家因畏惧而引发的结盟制衡或引入霸权国加以制衡的挑战。事实上，这两个挑战往往交织在一起，考验着崛起国的智慧与胆略。在崛起过程中，美国同样也面临着与此相类似的境遇。在突破困境中，美国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如对周边国家的侵夺，但也有许多方面仍具有启发意义，如准确定位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高度重视周边战略环境的经营与维护，充分发挥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作用，积极开发、拓展与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慎重处理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等等。诚然，中国的国际战略不是谋求霸权地位，这一点与美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考虑到中国的崛起国身份以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与联动性，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周边战略或可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镜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