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论徽商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学号：2010710103 姓名：崔朦班级：统计三班
十九世纪末，中国安徽省南部地区同年诞生了两个伟人，一个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另一个则是有36个博士头衔的著名学者胡适之先生。

陶行知先生在讲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非常自豪，他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

察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胡适之先生谈及家乡的时候也是毫不谦虚，他宣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

只有等到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他们“开始开设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了一个小市镇了。

”据此，得出了“无徽不城镇”的结论。

徽州，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地方，位于新安江上游，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辖境为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行政版图相对稳定。

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

徽州商人——无论是“贾而后儒”，还是“儒而后贾”，或是“又贾又儒”，总之，他们是一群官商，或曰“红顶商人”。

徽州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这就是很多徽州少年命运的写照。

徽州童工受尽苦难而不能中途还乡，否则备受邻里羞辱。

在从小吃尽苦头的徽商中，有许多乐善好施、利人济物、急公好义的光辉典范，像是大盐商鲍漱芳、汪燧。

徽商中还有许多拾金不昧的人物，明代歙县岩寺镇商人方三应，在旅途中拾金数百，为找到失主，他原地等了一个多月也无人认领，之后数年他偶遇丢失钱财的失主，便马上将失金归还。

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从小家境贫寒，替人放牛，一日他路过路亭，偶见装有300两白银的布包，他便在原地耐心的等候失主，直至红日西沉才等到那个客人，失主大为感动决意提携他，将他带到杭州学生意，从此改变了胡雪岩的命运。

他们都是徽州商人的骄傲。

徽州商人，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

徽州商人的成功之路，缘于他们是一群官商，巨商大贾们赚到钞票后总是乐于做两件大事：一是在“革命根据地”徽州老家大
办学堂，培养子弟读书，期望日后他们金榜题名、坐上大官，庇佑自己；二是在官场老乡中寻求保护伞，结成官商一体，从而经营别人不能经营的生意。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诚信经商，是徽商经营的最大特征。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与徽商本身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有关，也与其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有关。

明朝的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

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在经营理念上，徽商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

在用人之道上，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始终坚持“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重身命”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

在人生哲学上，做到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广交良缘。

奉行“温良恭俭让”即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

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

而且，强调“五谊并重”，即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

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

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

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徽商的经营之道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

以诚待人，是不欺人、不掺假、不受因失误多付给的钱、不私昧他人之财、在与他人合伙经营，或受雇他人经营时，也遵循一个“诚”字。

以诚待人经商致
富的，在徽商中很多，人际关系是相互的，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以诚待人，人亦不欺君”，这便是诚能致富的道理。

以信接物，是徽商经营道德的另一特点。

信，就是信誉。

徽商非常重视信誉，把它作为经营活动的立身资本。

讲究商业信誉，既利于商品销售，也易于资本筹集。

以信经商不是短期行为，有时虽不能立刻获得厚利，但持久下去是必会有厚报的。

以义为利，也是徽商的经营道德之一，即标榜重义轻利，买卖公开，不贪不义之财，以义取利，大行义事等等。

以利为义，也表现为经商公平。

仁心为质，徽商经营商业，讲诚、讲信、讲义。

其本质还是讲一个仁心，即仁爱之心。

不乘人之危而牟利，是徽商的仁爱之心。

急人所急，亦是仁爱之心。

拾金不昧，亦是仁爱之心。

总之，徽商以其优秀的从商品质在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

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徽商的兴盛在历史时空上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结论是，徽州文化成型后的繁荣促进了徽商的兴盛，并且是通过徽州文化的三个体系联动地培育徽商，繁荣徽商。

徽州地区儒风甚茂，书院、族学、私塾甚多，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是信奉读书做官、学而入仕的，所以，幼年入塾读书是徽州男儿的普遍选择，也有一小部分人读书科举而获成功，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历来最高，出现了像休宁这样的“天下第一状元县”。

但是，读书成名而官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徽州读书人便在中途“驰儒而张贾”，走上经商的道路，显然，他们一开始经商时就已经被儒化了，具有贾而好儒的观念文化基础。

在经商的过程中，他们以儒商为荣，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经商行为，在经营理念、经营道德、经营风格，以及在用人、待事和处理商业活动中的公关问题上，都一一儒化了。

在处理商业的公共关系上，他们受儒家观念文化的影响，还特别注重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千方百计地取得官方的支持，与官方的关系也被儒化了，又从另一个层面保证了经商活动的成功。

同时，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驰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投资教育，重振儒业，向他们的后代灌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文化，将封建社会的观念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在儒、贾两个方面，“一张一弛，迭为相用”，
不是力图从贾而富，就是追求儒业为官，以儒家的观念文化为基础，官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

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由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的深刻影响，徽州商人在经商之前、经商过程和经商之后都全面地儒化了，显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文化推进了徽商的兴盛。

徽州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它的创造性和进取性，对徽商的兴盛发挥过历史性的作用，但是，徽州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必然会限制徽商的发展。

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理念顽固地维护着趋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

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乡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网织和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制度严重地压抑着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不仅具有局限性，而且更有落后性，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

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地域乡土文化同观念文化及制度文化的性质不同，地域乡土文化的功能与作用也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丧失，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其功能与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有的渐渐落伍了，有的只有历史价值而完全没有应用价值。

徽州文化孕育着徽商，从深层次推进徽商的繁荣发展；同样，徽州文化的这些局限性也束缚着徽商，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成为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

历史的结论是：徽州文化兴，徽商兴；徽州文化衰，徽商衰。

徽州是一本耐人寻味的大书，我曾经踏上那片圣神的土地，亲身体会它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漫步于那桃花源里，被它的魅力所折服。

在西递，我被那个船型的村落所震惊，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竟然还有这样一片净土，那里的人们过着深山隐士般的生活，那里的每一个建筑都在静静的讲述着一段徽州故事。

在黄山之巅，我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感受。

我被美丽的徽州所吸引，我很敬佩徽州商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伟大成就，更是因为他们给徽州带来的神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