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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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作者:汪行福发布时间:2014-04-02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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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而且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似乎每次都能在危机中起死回生。
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必须与时俱进,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2003 年,詹姆逊说: “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我们似乎只有在人类灭亡时才能见证资本主义的灭亡。
2005 年,齐泽克说: “想想今天处境的奇特性。
在三四十年前,我们仍然在谈论什么是未来: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如此等等。
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辩论这些问题了。
我们默默接受了全球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要呆的地方。
……事情显得如此悖谬: 想象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终结比想象对资本主义极其温和的改造要容易得多。
”但是,在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运动之后,时代精神似乎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 一是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回归; 二是阶级斗争语言再次回到思想的中心; 三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受到严肃的对待。
无可否认,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而且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似乎每次都能在危机中起死回生。
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自我调整的无限弹性,是否具有消化自身造成的破坏的强大能力? 资本主义是否仍然包含着矛盾,而这些矛盾是否仍然像马克思相信的那样,包含自我超越和走向另一世界的可能性? 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必须与时俱进,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金融资本主义”批判
对金融资本主义 ( finance capitalism) 的讨论是与对当前危机的诊断和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金融泡沫的危机。
科斯塔斯·拉帕维塔斯 ( Costas Lapavitas) 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冲突和不平衡所导致的,它“起源于向美国最贫困和最边缘的人的抵押借贷,由于证券化和相应的金融资本创新而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由于美国和欧洲生产资本的衰落最终演变为一场衰退,由于投资和信贷的紧缩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最终演变为欧洲范围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危机,暴露出以共同货币为基础的欧盟的不平衡特征”。
从金融危机到今天欧洲债务危机的因果链表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在延续。
理查德·皮特 ( Richard Peet)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文中指出,虽然金融资本被希法亭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但这一概念今天有了新的含义。
上个世纪流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只是食利者,真正的所有权属于管理者。
但是,今天看来,这两者又重新合而为一了。
公司高管就是公司股东,他们更重视公司股票的升值,而不是真实产值的增加。
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平等: “一方面,我们在少数人那里见到过度积累; 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真实收入的停滞和下降。
”二是出现了新的剥削形式。
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剥削生产工人,金融资本主义除剥削生产工人外也剥削消费者,使消费者成为金融机构债务的人质。
作
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它依赖于短期记忆以及不计后果的投机和消费,“为当下活着,不考虑环境的未来。
生产、消费、经济和环境越来越屈从于远离现实的主体、远离现实的计算,增加短期金融利润的能力成了关注的主要问题”。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John Bellamy Foster) 等人认为,金融化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带来的,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危机和萧条时代,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大大减少,资本日益流向金融部门,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 Gérard Duménil)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颠覆了战后几十年形成的资本与劳动妥协的体制,重新确立了资本家阶级的领导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包括资本家阶级、管理层和大众阶级三个部分。
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体制的特点是管理者阶级与大众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抑制了金融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工资收入者的相对平等的分配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资本家阶级的金融集团与管理者阶级的上层之间形成新的联合体,不仅通过金融化流向股票的红利和推向资本的利润,而且通过不断流向管理层的收入,形成了一个上层统治者剥削大众阶级的体制。
杜梅尼尔分析了 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四次结构性危机,其中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而 20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以及最近的危机是紧随“金融霸权”而来的危机,是金融资本盲目追求霸权所导致的。
在这里,阶级结构和力量的变化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
利奥·潘尼奇 ( Leo Panitch) 与萨姆·吉丁 ( Sam Gindin) 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也为金融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视角。
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有四个特征: 新的金融时代; 制造业者的重组; 高技术的爆炸;工人阶级组织的弱化。
这种资本主义与二战之后形成的“嵌入式自由主义” ( imbedded liberalism) 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
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金融市场受到严格调控,就业、工资、物价等受到政府干预,而当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解除了对金融资本、劳动市场、工资和物价的社会管理,形成了有利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条件。
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恢复。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并非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领域和工具发生了转移。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国际贸易准入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途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因而,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与资本之间的联合显得更加隐蔽和具有欺骗性。
二、“灾难资本主义”批判
“灾难资本主义” ( disaster capitalism)一词是由娜奥米·克莱恩 ( Naomi Klehin)在《休克主义: 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包含着两极化趋势: 一极是剩余价值作为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的积累。
但是,除了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性本质外,克莱恩还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有赖于灾难作为其积累条件。
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甚至生态危机,都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投资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而且经济危机、公共债务等也为资本强化其对劳动的规训提供了机会。
譬如,苏东社会主义解体、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最新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都为资本主义摧毁非西方国家的市场保护和西方原有的劳动保护、调控经济以及提供社会福利创造了条件。
因此,制造灾难和利用灾难是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灾难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多样的。
齐泽克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内在对抗的社会,其中的生态灾难、知识财富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操纵以及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的隔离是四种主要的对抗形式。
它们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劳动者被置于资本的结构暴力之下,而且人类生活所依赖的自然、文化以及人作为生物体的物理条件也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
在这样的时代,末世学的世界末日不是在将来,而是就在现在。
因此,只有把世界末日当作已经来临那样去行动,而不是盲目相信未来还有时间,才有可能阻挡灾难资本主义的毁灭趋势。
福斯特在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中也运用了这个概念。
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而且是“星球资本主义”( planetary capitalism) 。
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与生命相关的整个星球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现在是“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
福斯特指出,“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灾难的积累”,生态危机不仅剥夺了人类发展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机会。
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创造出经济上贫困的无产阶级,而且创造出生态上贫困的环境无产阶级。
因此,追求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必须与拯救世界的生态运动联合起来。
三、“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各种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矛盾处于潜伏状态,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矛盾一一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
近几年,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甚至美国也未能幸免。
为减少财政赤字,这些国家纷纷采取冻结工资、减少公共部门雇员、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公共支出等紧缩政策,主权债务危机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乌苏拉· 胡斯 ( Ursula Huws) 指出,2008 年的经济危机是国际资本的转折点,它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以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特征的新的资本积累周期。
那些曾经由公共部门以非商品化形式提供的教育、卫生项目等,在危机时代又被重新私有化和商品化了。
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不仅意味着不可异化的生命权利的异化,而且意味着对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成果的掠夺。
虽然西方国家普遍爆发了“反削减斗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削减福利是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仅仅反抗公共和福利支出的削减是无济于事的。
对后危机时代财政紧缩和债务危机的分析,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即对“债务资本主义” ( indebted capitalism) 的研究。
理查德·狄恩斯特 ( Richard Dienst) 在《债务纽带———反对公共善的借贷》一书中提出,债务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广义的社会概念。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债务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的纽带和渠道。
“一切未来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债务的叠加。
”世界范围的巨大金融债务是人类团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纽带,虽然债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剥削和攫取的工具,但债务关系也包含着积极解放的潜能。
狄恩斯特对债务经济的积极诊断受到迈克尔·哈特 ( Michael Hardt) 等人的支持。
哈特说: “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拒绝和避免把债务作为统治我们的权力和制度的债务体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债务是人类的条件,它创造了既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使人们自由的社会纽带。
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是一项令人激动的、甚至是革命的事业。
”在他看来,不仅债务,而且资本主义占有和剥削的其他财产形式,也是如此。
“财产不仅维持着社会分化和等级制,也产生出我们与他人以及与我们的社会之间共享的最有力的纽带。
当代社会和经济生产日益具有了公共特征,它将战胜和超越财产的界限。
”正如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
利润、地租和利率等剥削形式一样,我们需要分析租金、专利、债务等新的资本控制和人类联系的异化形式。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 Maurizio Lazzarato) 在《债务人的形成》一书中对债务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 “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化了剥削和统治机制。
因为在其中,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作人口与无工作人口、领退休金者与福利金接受者之间没有差别。
他们都是债务人,在资本看来,他们都是有罪的、应该负责的,而资本则成为巨型的、普遍的债权人。
”他承认,虽然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关系的常量,但是,只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才会出现“债务经济”。
在此经济中,债务关系不仅是经济联系的纽带,而且是主体即“债务人”的生产机制。
债务关系抹去了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等等之间的差别,使债务人成为人的普遍身份,债务不仅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而且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新的工具。
金融不仅是投机资本,而且是社会资本。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我们所说的‘金融’其实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不断强化的力量的指标。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权力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所谓的公平交换的基础上的; 不仅劳动主体,而且生命主体,都不得不服务于资本这个巨大的债权人。
在对债务与债权关系的分析上,作者运用了从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思想资源,强调债务是新自由主义的“去疆域化和最一般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 ( 1) 债务经济通过剥夺国家的货币主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主权形式; ( 2) 债务经济通过扩大股票持有者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加强了资本的规训权力; ( 3) 债务经济使生命政治的重心从社会权利转向社会债务,加强了资本对生命权力的控制。
总之,作者认为,债务经济使资本以更险恶和更广泛的形式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因而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对象。
与“债务资本主义”概念相关,内格里( Antonio Negri) 、齐泽克等人把当今资本主义视为“租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剥削的主要方式已从对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榨取转换为对知识产权的私有化或对其他资源的垄断带来的对租金的占有,因而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 第二,结构性过剩所导致的失业是永久性失业,而并非马克思所说的只是作为劳动后备军; 第三,非物质的智力劳动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工薪资产阶级,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工薪资产阶级的特征是,他们虽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分享着新技术带来的工资和特权。
在工薪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制度,而在于其经济体系的不稳定。
齐泽克认为,不仅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且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反抗运动,实际上都是工薪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危机的抗议,而非工薪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抗议。
四、“技术资本主义”批判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中,技术是不可缺少的维度,金融资本主义、后福特制、晚期资本主义等概念都与技术有关。
道格拉斯·凯尔纳 ( Douglas Kellner) 较早地开始运用“技术资本主义” ( technocapitalism) 概念,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技术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它主要不是依赖对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而是依赖科技创新和无形资产。
与此相联系,技术资本主义也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相信新技术可以突破旧的资本主义限制,带来高效和无限发展的生产模式。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路易斯·苏维兹 - 维拉 ( Luis Suarez - Villa) 于 2009 年出版了《技术资本主义: 对技术创新和公司制的一个批判视角》一书,从公司层面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2012 年又推出了《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 公司权力和技术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把自己的理论扩展到对全球化和全球权力关系的分析。
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
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劳动的剥削以及从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换中抽取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以工厂生产为基础的批量生产以及从劳动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价值。
技术资本主义则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
在技术资本主义中,创意是最宝贵的资源,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范式及其金融化体系实际上是由技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推动的,它代表着新的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精神。
技术资本主义具有三个特征: 公司是权力和统治社会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经济工具; 高技术与商品化相互依赖,创意通过公司实现商品化,公司依赖创意进行再生产;由高技术产生的全球权力提高了公司对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控制力。
《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不仅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且分析了技术创新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作用,认为技术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全球统治形式。
“不平等和统治可以通过与技术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的部分观察到。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影像学和其他新兴技术部门将被用来维持由技术资本主义强加的新的全球现实。
因为这些部门的新发展可用于军事和监视,它将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加强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不平等。
”受内格里等人对非物质劳动和“帝国”的分析的启发,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一个辩证的现象,一方面,技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如互联网和新技术催生的“不可触摸的”资源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 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激进的革命的颠覆力量,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
“在真正的民主实践中,激进的民主派必须去积累和动员不可触摸的资源( 如创意和知识) ,通过帮助我们理解新技术及其效果来为公共领域提供公共物品。
”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提出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认识,也是理解全球化、社会不平等、社会统治与社会反抗和激进民主解放之间关系的关键。
与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类似,斯蒂文·贝斯特( Steven Best) 等人提出了“快速资本主义”( fast capitalism) 的概念,试图研究快速信息和交往技术对 21 世纪自我、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抽象化的暴力”,即把一切社会存在和关系都还原为抽象的价值关系,而且通过社会的电子化带来了“速度的暴力”,即把人类的生活全部裹挟到金钱和资本极速运动的漩涡之中,因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
法国经济学家莫里埃·布当( Yann Moulier Boutang) 则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 cognitive capitalism) 理论。
《认知资本主义》一书法文版出版于 2007 年,2012 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
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静态的或自主进化的过程,而
是不断地根据阶级斗争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来改变自身形态的。
资本主义正经历其第三种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上实现“总体的范式转移”。
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大约出现在 1975 年前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以知识和技术积累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是:知识、信息、电子货币和其他形形色色不可触摸的物体成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不可触摸的物体类似于天文学的“暗物质”,虽然看不到、摸不着,是虚拟的现实,但是,这种虚拟的现实却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
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最近的经济危机使一切与虚拟经济有关的现象都受到指责,但是,从认知资本主义退回到以往的商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布当对认知资本主义持乐观态度,他认为: “虽然资本主义受益于知识的储备、星球的自然资源和重力——正如任何统治阶级一样,但是,财富( 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 的生产是极其确定的,相对来说是受人类物质关系限制的。
”只要我们从认知资本主义中看到张力,就能认识到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从而为新的社会反抗和斗争提供潜能和希望。
荷兰鹿特丹大学的乔蒂·迪恩 ( JodiDean) 在《博客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传播资本主义 (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批判理论。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是媒体资本主义,金融和电子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工具。
新的媒体实现了把使用者纳入到享受、生产和监控的严密网络之中的目标。
借助阿甘本、鲍德里亚、德波、齐泽克和拉康等人的后现代理论,作者主张,对网络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性把握的最好依据是精神分析的“冲动”概念,在拉康等人的理论中,冲动和欲望不是先于语言的,而是由符号和象征体系所塑造的,在这里,“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而塑造这种欲望的正是电子媒体和虚拟的金融工具。
《博客理论》一书代表着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它从关注大众文化的主题转向更为根本的主体性和政治问题。
作者认为,日常传媒的交流不仅瓦解了民主的能力,而且使我们陷入到统治的循环网络之中。
五、“文化资本主义”批判
自从鲍德里亚提出“仿真”、“虚拟”和“超现实化”等概念以来,欲望、符号、想象等概念就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批判之中。
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被消除,文化不再是抵制商品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作为商品化的中介直接参与到商品化过程中,成为商品支配人的欲望和想象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且是文化和想象的体制改革。
吕克·博尔坦斯基 ( Luc Boltanski) 和夏娃·夏佩罗 ( Eve Chiapello) 合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也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的特殊联系。
他们把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理想分为家庭之城、灵性之城、公民之城、商业之城、工业之城和创意之城。
其中,后三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关。
商业之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联系,崇尚那些靠自己的产品或成功的商业运作而获得财富的人,亚当·斯密是商业之城的教父。
工业之城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想,崇尚那些主宰大公司和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圣西门是其主要的阐述者。
今日的新资本主义是“筹划之城” ( city of project) ,崇尚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等网络和 IT界英雄。
作者强调,新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是: 以适合网络时代资本积累的方式将反资本主义的批判能量结合到自身的体制之中,从而既为新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消除了其潜在的颠覆性能量。
作者认为,与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等特征相联系的“新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遭到批判和抵抗之后出现的。
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等级化和同质化的艺术式批判,新资本主义将本真性、差异性、个性、流动性等价值要求中立化和商品化,“使资本主义承认了批判的有效性,并通过把它结合到自身的机制中而成就自身:聆听批判所表达的要求,做一个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它并能够出售它的创业者”。
新资本主义精神是悖论性的,它一方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化和非人道化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却把这一批判所追求的价值商品化,结果本真性本身被转化为对商品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追求,于是,“欲望的解放不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有效地同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且把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变为新资本主义的心理动机和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