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西江文化

西江文化在

中华文明史

上重要而独

特的地位和

作用

来源南宁日报

内容

中国传统史学多认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华夏是中华文明肇端所在。6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已充分证明，如今的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等地区，无可置疑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也展现了中华文明源头的区域性特征，即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以及北方和西部民族游区域文化，汇成了中华文明累世不竭的源头活水。

西江文化属于东南沿海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北部湾风生水起之后，涉及广西80%面积的西江流域必将风起潮涌。千里西江，发端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悠悠东去直通粤港澳，至广东省思贤滘，一直都是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之一。西江干流河道总长2074.8公里（佛山市三水区思贤滘以上），流域面积35万多平方公里，占珠江全流域的78%，径流总量则占全流域72%。西江流域内有34个地级市、4个省会城市、200个县区、1000多个城镇、34个少数民族。

全流域有1万亿元以上的GDP，也是中国生物资源丰富的主要大江。西江的支流以郁江为最大，长1179公里。郁江上游有右江和左江两源。自左、右江的汇合点南宁市的三江口到横县，全长210公里，称为邕江。横县以下叫郁江。

郁江转向东北，流至桂平注入西江干流黔江。西江的第二条大支流是柳江，其上游称融江。

区域振兴，文化先行。鉴于本课题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史籍记载少等，需作长期而艰苦的研究与探索，作者仅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考古证实和研究发现：西江是中国民族文化资源的富矿带

一般而言，大江、大河、大山，多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可以证明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在西江的支流郁江上游右江支流的外围区域云南省内的元谋县，1965年5月1日发现、1973年冬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的云南省元谋人遗址，距今已有170万年，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发现遗址。云南元谋因此享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成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而发掘地点在元谋县上那蚌村等地，这是典型稻作文化的壮语地名，是历史的耦合，还是尚有更深层的历史谜团，有待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文字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文化学者已在右江支流的剥隘河的云南省富宁县一个名叫坡芽的壮族小村庄发现了一种奇特的文字——“歌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字学家周有光研究员兴奋地题词：“坡芽歌书，文字之芽。”1999年中美考古学家在右江的百色盆地发现了80.3万年前人类使用的石斧，改变了在人类文明起源的理论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莫氏理论”。迄今为止，在右江两岸挖掘出来并经专家认证的史前文化遗址就有100多处。

据初步统计，我国华南地区已经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址或地点有8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西江水系流域，可见西江是人类早期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百色旧石器的发现，说明了西江流域存在过世界上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也印证了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的名言：“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而广西是中心的中心。”距今10万至2万年前，在桂西、桂南、桂北山区活动着的古人类“柳江人”已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初期。柳江流域有不少石灰岩分布，多峰林和溶洞。这种天然洞穴是古代原始人的栖身之所。1958年在柳江通天岩内曾发现“柳江人”化石，它的时代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相当，

对研究我国人类发展史价值很大。

距今2万至1万年前，生活在广西的人类以“麒麟山人”为代表，已学会制造和使用钻孔砾石和磨尖石器刃口。

距今1万至6000年前，古甑皮岩人走出石灰岩洞与大山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发展，开始定居生活，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2001年1月，国家科技部将百色旧石器的发现与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等重大发现一起，被评为“200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之一。百色旧石器遗址已成为世界级的研究遗址。

出土文化遗物3万多件的革新桥新石器遗址，其规模之大，石制品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属首次，在全国亦属罕见。那坡感驮岩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古代社会面貌及不同地区间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1997年被称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邕宁顶狮山贝丘遗址，足以证明在邕江内河的八尺江附近是名副其实的“岭南第一村”。1974年1月，在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全苏村附近的勉岭发掘到青铜卣和青铜戈各一件。据考，青铜卣是商代晚期的遗物，距今已有3000

多年，这是在广西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从实物上证明了这里的先民早在商代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

考古证实，从石斧发展到双肩石器，再到双肩石铲、精磨石铲，它们源远流长，文脉相承，在岭南、海南、东南亚和南海诸岛上均有发现，形成独具一格、影响深远的稻作文化圈。20世纪80年代在西沙群岛上发现了先民们使用过的有肩石器，它们与郁江流域出土的石器有传承关系，而在岛上没有发现制造石器的石料和场所，这表明骆越先民是南海

最早的发现者和开发者。骆越先民是山区与海洋文化并举的民族。

右江支流武鸣河上游的广西大明山南麓区域，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叫元龙坡和安等秧的坡地上发掘了岭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密集共700多座的商代—战国古墓群，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来看，可以推测出古墓群的附近地区一定存在着一座都城，可以称为“岭南第一城”，从出土文物的特点和年代来看，可推测为“骆越古都”。从位于墓葬群中心部位的两座船形土坑墓，再到骆越铜鼓上的船纹图案，可以推定骆越先民是岭南最早的海洋民族。骆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核心，骆越的主体和最早发祥地始终在中国境内，不久，骆越故地的汉代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20世纪70年代在合浦县开始发掘的汉代古墓群约8500座，出土有铜凤灯、铜屋、玛瑙、琥珀及陶器等文物。这些文物为这里的先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贸易关系提供了实物史料，也足以印证《史记》中所记载的，这里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而西江则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内河重要通道，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史上书写了最早且非常重要的浓重一笔。

西江流域的郁江平原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发，在郁江岸边的贵港当时就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位于郁江南岸的南江村在秦汉为布山县治和秦桂林郡、汉郁林郡治。布山县作为郡治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起至隋大业初年止，前后历七八百年之久，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岭南古郡。

20世纪50、60年代在邕江和左右江流域发现了大批的石铲。特别是隆安大龙潭石铲文化遗址以及大量野生稻的发现可以佐证这一区域是我国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1972年在北流县元靖镇水冲庵发现的云雷纹大铜鼓是广西最大的铜鼓，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铜鼓。而铜鼓在红水河流域的壮、瑶、苗、布衣、水等民族中仍然使用，是“活”着的重要器物。近年来，广西壮学学会专家在红水河边的来宾市开展民族文化考察时，惊喜地发现当地民间保留了丰富的盘古文化，并认为来宾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先秦时期的西江流域，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西江的郁江河段是史料上记载的骆越先民活动的核心区域。学术界一般认为骆越（主要包括现代岭南壮侗语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共20多个民族、人口近1亿的“同源异流”民族）先民主要分布在红水河以南及越南的北部地区，在此区域内的右江、邕江和红水河被称为古骆越水。骆越先民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青铜文化、铜鼓文化、布洛陀文化、花山岩崖画文化、玉器文化、珍珠文化、歌圩文化、长寿文化、土司文化、名关文化、古道文化、古镇文化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如宁明左江花山崖画是稻作文化的集中展示，这一艺术珍品堪称世界一绝。花山岩崖画是活态文化，其所展示的稻作文化依然活在民间。至今在古骆越北界红水河沿岸的东兰、凤山一带，还保留有“蛙婆节”，祭祀民族图腾蛙神。

西江是一条彪炳史册的英雄之河。

1052年，这里爆发了宋代广西最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在多次请附、忍无可忍后，侬智高率兵起义，在南宁建立大南国，促使宋王朝重视左右江流域，推进民族地区的融合与发展，其“以战逼附”的内向之光，永垂青史。四百八十多年前，多事之秋的明朝嘉庆年间，

交趾兵犯归顺州（现靖西县）边境，瓦氏夫人率田州（现田阳县）土兵开赴前线，大败交趾兵，保卫边疆安宁。1442年爆发了广西历史上有名的大藤峡瑶族壮族大起义，历时129年。1544年，年迈的瓦氏夫人请缨从征，率领以田州兵为主的广西俍兵6800人，风雨兼程，水路并进，抵达沪浙前线，以训练有素的瓦氏阵法，击败倭寇，册封为二品夫人。

西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重要的发源地。1840年，桂平金田镇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2月右江河谷上游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林教案”，预示着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前奏已掀起。中法战争中取得大捷的年近七旬老将冯子材和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近代中外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95年，清廷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率黑旗军留在台湾领导抗日。

1910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先后领导了钦防起义、镇南关起义。为筹备北伐，孙中山先生到南宁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孙中山曾三次进驻梧州，设立行营，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北伐部队。梧州成为孙中山“出巡桂省，督师北伐”的战略要地之一，梧州行营成为孙中山北伐的临时指挥中心。及至国共合作共同推动的北伐战争，广西八桂子弟组成号称“钢军”的第七军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威震大江南北。1929年，时年27岁的邓小平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开始了广西西部的工农武装割据。次年，主力开始了第一次“长征”，转战黔桂赣等五省边界，行程12000里，大小战斗百余次。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广西出兵人数与本省人口之比全国最高，而出兵的总人数仅次于四川位居全国第二，以“焦土抗战”而著称，被誉为“模范省”，八桂子弟骁勇善战，写就了不屈的“抗战精神”，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书写了英勇不屈的壮丽篇章。

可以说，西江是现代岭南壮侗语族和东南亚20多个民族祖先的母亲河，是中国大石铲文化、贝丘文化中心，是骆越先民最早的文明中心，是中国稻作文化、铜鼓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崖壁画文化最大的密集区，是珠江流域龙母文化发源地，是中国近现代革命重要的发源地，是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影响深远的壮泰语（国外称侗台语）、粤语的主要发源地。粤语源于古越语和古汉语的混合，粤语起源于梧州。梧州一带是汉人在秦时首先到达岭南的驻守地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南方多元文化并存的中心。此外，西江流域区域还有山水文化、地名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织锦文化、干栏文化、边关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等独特而重要的文化资源。

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海洋性、重商性、实用性、重叠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可以说，西江是中国民族文化资源的富矿带。

二、深度挖掘和开发利用西江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因时间而悠远，文化因积淀而厚重。漫长而古老的河流，使西江流域远在古代便得以开始吸纳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滇越文化、东南亚文化。千百年来，各族民众勤劳勇敢、诚实质朴、砥砺奋发、自强不息，创造了源远流长、深邃厚重的悠久历史，璀璨夺目的多元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热土。

发掘这一流域丰厚的文化资源，必将有利于增进现代壮侗语族与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20多个具有族缘、人缘、语缘、地缘“同源异流”民族的关系，对于进一

步完善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与发展的新格局；对于促进中国，特别是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民族文化交流，形成文化认同，更好地贯彻实施国家战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于发挥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长期举办地城市的作用，推进南宁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对于加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力度，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现广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于推动广西加快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等都具有多重叠加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