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经验(III)

深圳在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可以给别的地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时有所启发和借鉴，可以为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有所贡献?
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六点是深圳成功的主要经验：
五、嵌入全球科技产业链
在全球的科技链条中寻找自身价值定位，并依托于本地区的合作分工体系，这也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法宝。

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正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分工处在再分配的当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造业部分，从美日欧等发达地区向港台韩等东亚细小经济体一波转移后，更进一步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关键时刻。

而深圳毗邻香港，具有进出口便利的优势，成为此波产业转移的最优择址。

其实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正好抓住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窗口，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

深圳又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形象代言人，势必要收割一些成果。

在最初，深圳所接受的产业转移，主要是由香港、台湾等转移过来的IT及家电制造环节，其中大多属于组装工序;之后日韩欧美等相关领域的制造环节也加入进来，形成群聚优
势。

深圳政府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按照电子制造产业链的要求，投资赛格集团等重要的元器件生产工厂，部分补足了这个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部分国内创业的终端企业如长城电脑、联想、康佳、TCL、新天下等也借助产业链优势迅速成长起来，使得深圳及周边地区的IT 制造产业集群终形成规模优势。

可以说，在IT产业领域，北美始终是产业技术革新的发动机，占据这个庞大新技术产业的控制环节;台湾、韩国、香港等亚洲先发地区，则是借由与北美地区的直接联系，并承接北美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形成北美研发、亚洲制造的格局;深圳等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则在承接港台日韩的制造业转移之后，借助自身的劳动力低成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较低的优势，最终取代亚洲先发地区成为制造基地。

深圳等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则进一步与北美建立直接的产业联系，使自己逐步转向生产及贸易组织者角色，而将制造工序甩给周边地区。

尤其在通讯设备这个细分的行业，本土企业的代表华为、中兴则由制造环节入手，进一步延伸到研发和服务环节，不断在该领域积累研发成果和专利布局，终于成长为跨国公司巨头。

由此可以看出，深圳及周边地区正是借由香港、台湾的组织，在全球的IT产业链条中，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奠定了IT制造集群作为全球主要生产基地的地位。

这一点与长三角的苏州地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深圳可贵的是本土创业公司不止步于生产制造工
序，而是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从而在研发和服务环节进行“进口替代”，除了在贸易、元器件等方向上替代台湾、香港的角色之外，在通讯设备等行业，更可进一步替代部分北美、欧洲的研发、服务角色。

用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话来说，在80-90年代，深圳IT制造业是利用了蓝领工人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建立竞争力，但在此之后，深圳迅速发现了自己另一个核心优势：研发工程师的价格同样较北美低廉许多。

华为、中兴的崛起，核心秘密即在于此。

富士康在深圳近年的转型也在重复这条路径，包括比亚迪、迈瑞、腾讯等深圳新兴企业，均是如此。

除了IT产业，包括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的产业技术方向上，深圳也借由北美华裔人才回国就业创业这一渠道，与北美的产业及研发体系建立直接的联系(上世纪6、70年代台湾也是借此管道与北美IT产业建立直接联系)，并直接介入到研发等环节，与北美产生互动关系。

这意味着深圳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的上游环节中来。

借由“海归”建立与北美(技术策源地与重要市场)的研发及市场联系，这当然是一种有启发意义的捷径。

除了与北美、台湾等的联系，深圳的IT制造产业集群还置身于整个珠三角东岸的产业链之中，事实上，由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等四个城市共同组成了珠三角东岸IT产业链，这个产业集群总产值接近3000亿美金，既是广东和珠三角，同时也是中国在全球最具竞争
力的产业门类之一。

而在这个链条中，香港充当了供应链管理的角色，深圳则集研发、贸易市场、精密生产于一身，东莞及惠州主要承担组装及配件生产工序的角色。

东岸都会区形成合力，共同谋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这可以说是深圳成功的重要依托。

六、政策连贯性和企业的独立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深圳区域创新体系中，政府角色的边界厘定，以及政商关系的分野。

在政府侧，作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不受权力更替的影响，政策具有超强的连贯性，形成接力赛的特点;行政体系不同部门之间既分工协作，又存在一定的政绩竞争关系，共同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而在企业侧，企业家精神旗帜鲜明，企业家与工程师之间形成共生关系，对技术创新的追求已形成强大共识，沉淀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特质。

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或科技创新领域，政商关系完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政不扰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际，各出其力，共同成功打造了深圳区域创新体系。

从80年代起深圳政府就定下了“以科技促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之后到90年代中期确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方针，20多年来，深圳市政府以科技工业为深圳工业化主导方向的战略从未有过松动变化，每一任主政官的思路细节或有变化，但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则从未稍减，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高新技术产业已占到深圳GDP增加值的30%以上，成为无可置疑的第一支柱产业之后，对之的重视就更加不敢稍有松懈。

这一点
已成为任何主掌深圳这个城市的官员的必然共识。

这是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政治气场。

其中，厉有为时代驱赶“三来一补”的凌厉政策，既显示了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心，事后看来，事实上也为之后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或保留了足够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虽然当时饱受非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在当时的特区内，是采取了“产业替代”的策略而非“产业升级”的策略。

李子彬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了战略规划，确定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三大战略方向，并出台了综合性的产业政策体系。

张高丽谋划了高交会，并以此对接了中央部委资源，使得深圳的科技创新模式开始引起中央政府注意。

刘应力坚守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化机制，并深化了科技政策的有效性;于幼军虽然强化了政府介入微观项目的意图，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还是为深圳保留了部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物理空间。

李鸿忠则拍板了深圳大学城的建设，并将深圳区域创新体系引向了“国家创新城市”的高度，以此和中央政府全面对接，将深圳的科技创新上升到承担国家战略。

许勤则促进了国家科技资源在在深圳的布局，并将政府的着力点引向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场接力赛每一棒各人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政府部门的设置上，1998年科技局和高新办的分设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虽然有科技局主管普遍的科技政策，而高新办则负责产业与空间的结合，但二者之间仍有明显的政绩竞争
关系，这对90年代后期和00年代前期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达到高潮有着微妙的正面影响。

90年代末期将信息化建设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厅可能是一个失误，虽然它有利于推动电子政务，但深圳在电子政务领域投入近百亿的效果仍然差强人意。

00年代中期将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合并到市科技局，变为科技和信息局，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但是这并没能让深圳市政府在电子商务的产业环境方面有太大作为，可以说，00年代后期深圳在电子商务方面的走弱，政府应负一定责任。

另一个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是知识产权局，在深圳，它一直是一个副局级部门，但一直独立于科技部门而存在，科技部门多次整合也不涉及到它。

在09年底的大部制改革中，它仍未被触动，直到今年初大部制改革的微调中，它的职能被划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

总体而言，虽然20年里深圳市政府一直坚守市场机制的原则，但是不同时期或不同的主官，总会有多多少少的偏离现象。

但是对于这种偏离的正当性，也一直在业界存在着争议。

有人认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深圳政府斥重金投入赛格集团的元器件生产工厂项目，虽然赛格三星和赛格日立最后均以倒闭告终，但却为深圳IT制造业担当了铺路
石;有人将00年代初中期深圳在国内IC前工序产业争夺战中的失利，归咎于政府不介入微观经济运作的原则;但政府介入微观经济运作，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上，却有不少败笔，比较典型案例有：政府强令市属国企投资雷天电池案、政府特惠政策扶持中芯IC前工序生产厂案、市政府牵头三大彩电巨头共同投资TFT案等等。

政府更多资金注入大学或科研院所等公共研发领域，应该是政府的份内之事;在21世纪初，深圳市政府也试图在高新区内由政府出资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公共研发平台、公共测试平台、公共设计平台，但最终都无果，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深圳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里，这值得深入的和精确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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