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德马尔森号”到“南海一号”(修改)

从“哥德马尔森号”到“南海Ⅰ号”

——中国水下考古二十年

本报记者孙波

12月28日上午10时，经过20多海里水上移动和360米陆地平移后，装载“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沉箱缓缓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Ⅰ号”正式入住“新居”。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南海Ⅰ号”古沉船整体打捞工作画上圆满句号。“南海Ι号”发现二十年，调查探摸、方案论证六年，正式打捞近一年，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成型的历史。值此特殊而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回首中国水下考古不平凡的过去二十年，对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一次国际拍卖引发国人对水下文物安全的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物考古事业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个发展春天，为应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建设大潮，几乎所有的考古工作者都奋战在各地考古一线。谁都未注意到，此时在南中国海上，一个海盗行径的打捞活动正在悄悄进行。1984年5月，英国“职业捞宝人”迈克尔•哈彻用了十周时间探测到一艘沉船，并最终打捞出15万件中国瓷器，125块金锭和两门青铜铸炮。这艘沉船后来被证实是由中国广州港出发的东印度公司“歌德马尔森”号。一年后,从该沉船打捞起的15万件中国瓷器被摆到了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拍卖会前后进行了九个月，并最终实现了两千万美元的成交金额。一次性拍卖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国文物震惊了全世界，更震惊和刺痛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心。加强水下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和组建中国水下考古队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

在国家文物局的积极努力下，1987年底，中国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了。起步中的中国水下考古完全是“一穷二白”，不仅极度缺乏资金，更无专业知识和人才。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基础就是20世纪50～80年代，我国在沿海的26次沉船及其构件的发掘记录，但所有这些发现都是在淤泥中，因而还都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考古。

为解决专业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短缺问题，在水下考古研究室成立的当年，国家文物局派出了杨林和张威到荷兰考察、学习北海沉船调查与发掘工作；次年，又派王军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1989年，已从荷兰学成归国的杨林、张威再被派到乔治.巴斯领导的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学习水下考古理论与专业技术。

然而，尚未等我们做好准备，“南海Ⅰ号”就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链接一：

海外水下考古学发展简史：

早在15世纪，欧洲就有人试图使用简易的潜水设备进行水下探测和打捞，但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1900年，希腊潜水者在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迪基提腊岛附近水深60米的海域，发现大批石质和青铜雕像，希腊政府出动海军舰船进行了打捞。1907年，伦敦文物协会组织专业潜水员对肯特郡赫尔纳湾的一艘沉船进行调查。1908年，苏格兰牧师布兰德尔潜入内斯湖底，调查人工岛及水上建筑的遗迹，并绘制了人工岛的草图。1934年，耶稣教会教士A.普瓦德巴在海军和潜水爱好者帮助下对巴勒斯坦港口遗址的大面积遗存物进行了鉴别和绘图工作。1942年，法国海军军官雅克斯.库斯托带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成功制造出一种可供普通人使用的“水肺”，并由此带来了水下考古的一场革命。借助这一装置，该小组的成员先后“发掘”了马赛附近的大康格卢岛海域的古希腊贸易沉船，以及法国德坦暗礁德一艘古沉船。1959年，瑞典国王动用1200名潜水员打捞出了“瓦萨”号战舰，这项工作曾一度被看成是最为宏伟壮观的沉船打捞。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教授乔治.巴斯带领学生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沉船进行了调查、发掘。这是第一次真正有考古学家亲自下水进行的考古工作，因而被有些人认为是水下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随后，巴斯率领他的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第一遗址、第二遗址以及塞浦路斯的卡伦尼亚沉船遗址。在此期间，英国1964年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并在次年对德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号进行了调查。1967——1971年间，英国先后组织发掘了著名战舰“玛丽.露丝”号、黑斯廷司海域的“阿姆斯特丹”号，以及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圣玛利亚.罗莎”号、“希罗娜”号等。法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德拉蒙D号遗址、大里博A号遗址以及拉德利尔遗址等等。荷兰学者在北欧违海低地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解公元初几个世纪内河船提供了丰富知识。

1970年以后，西方海洋考古学逐步“东渐”，英国考古学者吉米.格林在澳洲、泰国和菲律宾海域进行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所探测和发掘的对象也主要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古贸易沉船。

与此同时，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教学传播的工作也开始发展。1973年，巴斯在德克萨斯A&M大学成立航海考古研究所，并招收海洋考古的研究生。1966年，巴斯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学》一书，随后威尔克斯出版了《船舶考古学》，1978年，年轻的海洋考古学家基思.麦克尔瑞出版了优秀的《海洋考古学》一书，可惜的是，两年后这位年轻的海洋考古学家就罹难于一次潜水事故。1990年，吉米.格林编著了《海洋考古学——技术手册》。

“南海Ⅰ号”“引航”下的中国水下考古二十年1987年，就在中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成立的前夕，英国一家从事专门商业打捞的海洋探测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请求与中方合作打捞一艘沉没于中国南海海域的东印度公司“YHRHYNSBURG”号。打捞最终也没能找到那艘计划中的东印度公司沉船，却意外找到了一艘中国古沉船，并用抓斗机抓起了240多件瓷器、铜器、铁器等文物和一条银质腰带。这艘沉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南海Ⅰ号”。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中英合作就此终止。中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南海Ⅰ号”上来。

1989年11月，“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在广州成立，其工作目标直指“南海Ⅰ号”古沉船。但调查队成立后仅进行了一次出海探摸就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合作工作。而这一停顿，竟使“南海Ⅰ号”古沉船淡出了人们视野的时间超过了十年。

“南海Ⅰ号”水下考古工作虽暂时陷于停顿，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前进步伐却在加快。从1989年起，中国开始了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训工作。1989～1990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在青岛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培训班在青岛完成了一个学期德海洋考古理论学习、轻潜水技术培训后，又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沉船遗址水下调查、发掘实习。所有学员都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CMAS）”二星级潜水员证书。大部分学员都成为我国此后二十年水下考古的骨干力量，有的还去了大学培养、传播水下考古知识。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首任主任张威后来对培训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培训计划的完成标志着当代水下考古技术、方法传人我国，为十多年来我国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水下考古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1999、2004和2007年，国家文物局又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在福建连江定海、广东阳江海陵岛举办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与第一届不同的是，这三届培训班完全是依靠我国自身的水下考古力量进行的，这表明我国已形成水下考古队伍自我更新、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得益于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水下考古专业人才贮备的壮大，近二十年中国水下考古工作成绩斐然：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实验室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广东吴川吴羊镇沙角漩清代沉船进行水下调查，发现沉船遗骸并采集到部分构件。

1990年、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资料，并先后对属于北宋时期的“白礁一号”和属于明清时期的“白礁二号”进行水下勘测与发掘。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组织对海南岛文昌县宝陵港海域的明清沉船展开调查，并采集数量可观的凝结物。

1991～1992年、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等单位对广东新会银洲湖海域的元初崖山海战沉船进行了水下调查，并核定了其年代。

1991～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人员联合组队，对辽宁省绥中县的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