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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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我见
----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中文摘要:俄罗斯是关乎中国战略机遇期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中俄关系则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但目前中俄关系仍面临两国实力差距拉大、大国制衡、“政热经冷”等问题。增强内生性、优势渗透性并促进共荣性是确保未来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需要正视俄方关切,坚持共同繁荣、升级合作模式、改善贸易结构、扩大利益纽带,并努力缓解因俄试图制华而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为此,本文拟以新型大国关系为视角,探讨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和潜在风险,并提出若干政策思考。
关键词:中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俄罗斯中国外交
一、中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阐述,其内涵既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重点所指。特别是在中国加速崛起、国际体系压力陡增的大背景下,中国希望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宿命,用良性竞争战胜零和博弈,以合作取代对抗,开辟大国关系新模式。相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关系显然有更高程度的战略性、互信性、广泛性、一致性、互惠性以及稀缺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最为坚实,中俄关系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
首先,良好的中俄关系是中俄双方有效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的无价资产。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拥有长达4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各自军事实力均十分强大,又相互邻近,中
俄交恶是双方不可承受之重。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在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无疑使两国都能以较低的防务负担获取相邻区域高质量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中俄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其他方向的安全隐患。俄西部已经与北约接壤,“为了防范俄国,欧洲沿着俄国的边界筑起了一道‘铁幕’,一面无形的‘柏林墙’,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把俄隔在了另一边,并尽力把这道‘墙幕’向俄边界推进”;俄南方是破碎的边缘地带,是一些与俄东正教文化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就连独联体内也存在严重的疑俄和离心势力;北极一向被俄视为地缘政治安全区,伴随着气候变暖与冰川消融,其潜在的地缘战略价值、交通价值以及资源价值凸显,成为加拿大、美国、丹麦等激烈争夺的对象,俄北方将不再安宁。对中国来说,与俄实现战略稳定则可以“稳固北疆,走向海洋”,安心处理与周边国家此起彼伏的海洋争端。
其次,中俄合作是两国抵御美国霸权的战略利器。中俄战略上的接近,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打压、遏制的结果,中俄两国感同身受,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倚重。持续500 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 到了苏联时代则扩展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帝国) ,是美国制订对俄政策的历
史依据。再加上俄天然的地理位置、无限的资源潜力、庞大的核武库、雄厚的重工业家底以及“张扬式”的外交与战略风格,俄因而被美视为其霸权的最大挑战者和竞争者之一。因此,
就美对俄政策的基调和长期趋势而言,防范甚于接触、竞争大于合作,“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划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不会见好就收,而会‘余勇追寇’,直至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即使美对俄政策暂时有所调整,也不可能是战略性的。在实现真正复兴之前,俄很难“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与美交往”,与美现任政府及新任政府都保持最友善、最富前景的关系。在美国眼中,中俄的区别只限于头号还是二号威胁,而且从中俄两国的历史和战略文化来看,复兴的俄罗斯可能比崛起的中国对美威胁更甚。所以,对于追求复兴的俄罗斯来说,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值得的。同样,中国对俄罗斯战略需求也是有增无减。经过两场反恐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美国债务连创新高,财政吃紧。再加上中国崛起势头因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凸显、在一系列利益之争中敢向美国说“不”,中美关系的性质“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面对美国大张旗鼓、花样繁多、连连得分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别是面对美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拉塞尔提出的“再再平衡”( rebalancewithin rebalance) 和推动战略多元化构想,中国需要借助俄方力量以稳住后方、稳住阵脚,争取必要的战略回旋空间。
二、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俄战略合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两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有损双边关系、不为中国乐见的异动。这些在两国战略关系中大煞风景的异动尽管并不意味着中俄业已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停滞不前甚至矛盾不断,但至少表明中俄关系不是万事大吉,仍需精心经营。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能否延续战略机遇期、平稳度过崛起爬坡期这个更具战略性的问题,这些异动的“价值”进一步放大。
首先,随着中俄实力差距拉大、俄战略地位抬升,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大国
制衡的色彩。冷战结束后20 多年来的中俄关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适应
国力对比逐渐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过程。在中俄接近的头十年,俄整体实力尚占上风,中国更多有求于俄———俄对华友好,可确保中国北方安全基本无虞;借助俄在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影响,中国北方的安全链更加完整;俄军事技术家底雄厚,对于被西方武器禁运、技术落后但又急需增强军事实力有效遏阻“台独”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俄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则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近在咫尺的首选大卖家之一。但近十年来,中国发展迅猛,与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距离迅速拉大,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苏联解体后,俄国家制度缺位,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混乱,社会情绪复杂,利益冲突严重,政治经济制度面临再造。由于频繁的政治斗争、经济改革的长期争议以及融入西方、争取西方经济援助的受挫,俄经济在“休克疗法”之后增速大幅倒退,规模持
续萎缩。2000 年普京上台后,俄经济开始走上正轨,但又过于依赖油气出口,深受国际市场影响,经济稳定性较差。而在过去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至少高过俄5 个百分点,尤其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与总量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从2002 年到2012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成为仅次于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年均增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