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形象分析

从女性形象分析“三言”的市民意识

学号：044172516 姓名：陆文科班级：0404中文

什么是市民意识？在印象里一直是个笼统、抽象的概念，简单地认为市民意识就是表现市民阶层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都不知详什么是市民的定义，就无法下笔了。所以，查阅了很多资料，尤其《中国市民文学史》，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中国市民社会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随即产生了为市民阶层所喜爱的和表达市民思想意识的通俗文学。例如通俗歌词、话本、诸宫调、杂曲和戏文等。它们由于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流行于特殊的人群中，决定了通俗文学具有显明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特点，也决定了通俗文学属于文学消遣的性质。冯梦龙“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这样的一部烙上都市的、通俗易懂的时代烙印。

作者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却时常出入烟花风流场所的这么一个人物。矛盾的创作主体决定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是反映的精神、文化都会存在不自然和矛盾冲突。“三言”多数是借历史故事，以阐发作者善恶伦理观念的作品。但是在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下，还是出现了不少与旧式小说不同新的内容，比如歌颂进取冒险精神，歌颂人的聪明才智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抵触社会原有的共同的价值和共同意向，表现了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反封建的市民意识。“三言”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批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冯梦龙对女性的形态、语言、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塑造许多类型的女性形象。三言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贞洁型、痴情型、才女型、壮志型、放荡型妓女等类别，既有善良、纯朴，多才多艺的正面形象，也有叛逆、大胆追求爱情、表现欲望的反面形象。侧重表现了女性婚恋的自主和平等，而且赞颂了女性为追求人格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批判了封建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也深刻地讽刺了封建不合理的婚理制度，抨击了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迫切的呼唤着两性关系平等的反封建市民意识。

“三言”中许多市民女性在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卖郎独占花魁》的妓女辛瑶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孙寡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周胜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王三巧，《金

明池吴清逢爱爱》的爱爱等人，她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遭遇，但都生活在一个市民社会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早期市民阶层的情绪。

冯梦龙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中有一部分是妓女形象。妓女是贞节、文雅、真挚、礼教的反面教材，她们是精明的女商人角色,只顾做生意,只顾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或只顾出风头、自甘堕落的形象代言人。冯梦龙要表现反封建意识，她们是最佳人选。但冯梦龙很巧妙地把身为名妓，贞洁才情型的杜士娘和辛瑶琴安上了不同的命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杜十娘为了摆脱七年来屈辱的妓女生活,选择李甲作为从良的对象,可是纨袴公子李甲,却在她从良后的旅途中出卖了她。绝望之余,杜十娘便抱着“百宝箱”投江自尽，反映杜十娘的悲剧命运。《卖油郎独占花魁》辛瑶琴并没有对秦重“一见钟情”，但她看透纨绔子弟的虚伪浮夸，又感受到秦重为人忠厚老实，是个“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时，便主动表示要嫁给他。反映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幸福爱情故事。同是妇女追求爱情，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但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妓女处在社会最下层，处处受到歧视，因此她们富有生活斗争的经验，敢于冲破礼教，不顾礼法，不遵妇道，行为放荡无检，有勇气去争取自己的婚恋对象，或由性欲的驱使而毫无畏惧地走上个人毁灭的道路。可惜的是，杜十娘对李甲抱有的信任和希望过于超过了对现实，对其人的考虑，以致抱憾自杀。这种不幸是对她自由平等意识的否定。可以说杜十娘不完全是为李甲的背信弃义而自杀，而是为信念无法实现，为控诉这个不公的社会而死的。

爱情是存在男女之间的一种微妙的高尚的感情。人类这种爱情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的悬殊造成不能相爱结合的例子不计其数。古代的爱情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决不一向都征求妇女的同意的，与现代的爱情相差甚远。然而“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古代的婚姻，有父母决定，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选择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悲剧。封建婚姻观念还对女性施以“三从四德的禁锢，使她们整个人生没有人权可讲，对于男子来讲，女子不过是“传种接代”和操持家务的工具。而冯梦龙的“三言”却给这样顽固的观点给以沉重的打击。这些女性有强烈的欲望，对爱情大胆地追求，为摆脱苦难的处境而与命

运进行顽强的搏斗。《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周胜仙是为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市民女性的光辉形象。为与“一见钟情”的酒店店主范二郎成为夫妻得不到父母同意失望而死，为见范二郎还阳，却因范二郎以为白日见鬼，惊恐之际以汤桶儿打死了周胜仙。可怜周胜仙为他而死，死而复生，最后却被自己所爱的人打死。而范二郎出狱后，却另娶了妻子。爱情对周胜仙来说总是不公平，一个女性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到最后却得不到好的结果，枉送了小命。可想而知，在古代封建思想对女性的约束是多么严重。但周胜仙这种“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和执着，和以死反抗来破坏自己幸福的父权社会的决绝心志和反叛精神，显然是为作者所歌颂的。她大胆地追求所爱，坚贞勇敢，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了个人意志，闪耀了生命的火花。而范二郎的圆满结局却带着一种极大的讽刺意味，更增强了周胜仙的悲剧意义，产生了强烈的对比。那些许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只在青年女子身上发现，就连青年男子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里女子的大胆，显然超过了男子，也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显示了当时的市井女子受封建思想影响明显少于以往封建社会的女子，这是由于市民阶层在思想、情趣、生活等方面已有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同时进步思想家提供给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都成为女性得以具有超越时代的、个性解放的品格精神的外在条件。

在冯梦龙“三言”中的女子个性极为突出，形象更为显明，态度更为坚决，尤其最能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意识、情感和愿望。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世俗故事，因有新观念的照耀，也就显得色彩绚丽、多姿多彩了。这些女性形象上所蕴含的长久生命意义，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