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倾向

引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漫漫长河里，隐逸之士作为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贯穿始终，隐逸生活的高雅淡然让人们赞叹不已，而形成于中华文明发扬之初，经过历代士人不断实践创新的隐逸文化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些古代文人的作品中体察到其中流露出的归隐情怀，品味出隐逸生活的恬淡清雅，感悟到生命价值的自由脱俗。从刘安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到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贾岛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到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从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到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隐逸之风盛行之时，这些迷雾缭绕似的归隐梦，让无数文人为之痴狂，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无论是“隐世”还是“入世”，古代文人对隐逸生活大多是推崇和心向往之的，而这份无比强烈的隐逸倾向也让无数文人共同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隐逸文化，以至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然而，“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①——隐逸之路又是何其繁多，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下古代文人的隐逸之路，探求那些归隐思想的基本表现及其原因。

一、隐与士

隐逸，是古代文人为了追求自我而选择与社会相隔绝的生活方式。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姑且不论文人们为何想方设法地去追求隐逸生活，我们不妨先探求一下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过着隐逸生活的隐士们又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辞海》中对“文人”的定义是“读书能文的人”②，可以说“文人”即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又是以文官为主来构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体系的，因此文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而“隐士”则是指隐居不仕之士，这里首先

①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9

②

强调的应该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不能够称为“隐士”了。《辞海》中解释“隐士”有两种意思：一是“隐居不仕的人”：二是“善说隐语的人”，我们所指的显然是前者，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强调“士”，因此并不是十分地准确。《南史·隐逸》中说到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①而且一般“士” 的隐居怕也不足以称为“隐士”，必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因此，只有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如此看来，隐士既是出自文人，又是文人之中的优异拔尖者，难怪文人们会对隐逸生活都有所向往了。

自古以来，文人一直是被人所敬仰的一类人，于是才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②的说法。特别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成为文人是大多数平民能够摆脱贫贱、得到富贵的“敲门砖”，文人通过科举当上朝廷的官员确实是最稳当的成功之路。然而，文人除了出仕之路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那满腹经纶、一身才学除了替君王治理天下事之外，似乎只能在营造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之时才能发挥作用了，前者“接济天下”，后者“独善其身”。这也是当文人不能做到或勉强做到“接济天下”之时，“独善其身”之感便会不自觉得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真正只剩“独善其身”的文人也就成了隐士了，而一般的文人介乎两者之间，他们的思想中自然就具有了隐逸倾向。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如意让不少自命清高的文人痛苦万分，他们的灵魂因渴望自由、完美而心生归隐之情，不难看出，古代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两条路就是“出仕之路”和“归隐之路”。

无论“出仕”还是“归隐”，文人群体始终是一个整体，这也包括了真正的隐士们，文人与隐士思想的互相影响共同促进了隐逸文化的发展。例如，中国最早的隐士巢父和许由，他们“视富贵如浮云，总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和邪恶的，而远离政治则是清洁高雅之举，这对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所以，许多读书人都以避世山野田园，以耕读教子为人生最高境界”③。另外，古代的中国社会是阶级鲜明区分的，各个阶级的社会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农民阶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武士阶级是统治者的暴力执行者，工商阶级是优化经济结构的

①（唐）李延寿．南史·隐逸下（卷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②（元）郑廷玉．郑廷玉集•金凤钗（第二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P36

③

重要一环等等，而文人群体则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动机”，他们的主流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因此文人群体的主流隐逸思想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隐逸之士。于是乎，隐逸之风盛行的魏晋产生“竹林七贤”；国力昌盛的大唐王朝流行“终南捷径”；文化繁荣的两宋时期偏爱“梅妻鹤子”。总之，在隐士们不断地为“隐逸”一词添上更多的注解的同时，文人们的隐逸倾向也随着时间的积累而逐渐成为文人的天性，深入骨髓了。

二、隐逸倾向的基本表现

在古代，许多文人始终在“出仕”与“归隐”两条路的路口徘徊，当他们的隐逸思想占据主动时，便俨然成了隐士，以他们独特的感受去体悟宇宙的奥妙，然后又反馈充实了整个中华文化。由于文人与隐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让我们在文人身上多少都能看到隐逸之士的影子。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①完成一个作品的目的无非是把一些心里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文人的思想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研究文人的隐逸倾向可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有力的证据。根据文人作品中体现的隐逸倾向，我们可以看出众多的特点。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文中曾把隐士分为六类：“一、隐居以求其志。二、曲避以全其道。三、静己以镇其躁。四、去危以图其安。五、垢俗以动其概。六、疵物以激其清。”②其实，这种分法虽然不很确切，但较好地概括了隐逸思想的五个方面（其中的五、六两类十分相似，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一类），我们不妨根据这五个方面来分析隐逸倾向的基本表现：

1、隐居以求其志。

这种隐逸思想严格上说并不是真正的想去过隐逸生活，所谓“隐居以求其志”，不过是文人以隐居为手段而求达行其志于天下的目的罢了。当然许多文人并不会像卢藏用一样真的去实践什么“终南捷径”，他们更多地是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归隐的愿望”，其实内心的独白是：“当政者快来启用我！”我们可以看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李白，曾给当时以识拔后进而闻名的韩朝宗写过一封请求引荐的信，这就是有名的《与韩荆州书》。为了能得到韩的引荐，孤傲

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30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