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介_0

西安事变简介
篇一：张学良简介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
出生日期
1901年（辛丑年）6月3日
逝世日期
20XX年（辛巳年）10月14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信仰
基督教
主要成就
西安事变促蒋抗日
东北易帜
中原大战
籍贯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
军衔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职务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字
汉卿
目录
1.1人物生平
2.?求学经历
3.?第一次直奉战争
4.?
5.?东北易帜
6.?中东路事件
1.?中原大战
2.?九一八事变
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

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

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

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

”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

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
少帅张学良
东北最高会议。

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

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

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

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

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

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

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
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

政治上张学良还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

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篇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简介：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

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是，
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
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首先，就是日本
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

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三是亲英美派
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

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

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

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

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

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

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

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

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将会继续剿共，但共产党并不会象哈蒋派
认为的那样轻易被国军剿灭，因为共产党既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又有成熟高明的领导人，还有境外共产国际的支持（长征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

尽管当时的处境有些困难，但被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

有人曾拿抗联的结局举例，但并不贴切。

关内不是东北，中共不是抗联，国民党也不是关东军。

如果这样，双方的战争就会长期持续下去，把国家打烂。

内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日本人渔翁得利。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

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

??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

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
制，参加抗日战争”。

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

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

”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

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1937年2月，国
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

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

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事变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
蒋介石通过抗战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还得到了许多实际的收获：各地各派的军阀消灭的消灭、削弱的削弱，连新疆都回归了中央，杂牌军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军的比例大大上升，蒋介石的统治力大大增强。

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

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篇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www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史学专家杨奎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三篇最新文章。

一、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

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

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

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

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

[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

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

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

”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

”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

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

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