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_郝银侠

收稿日期:2005-07-23
作者简介:郝银侠(1970—),女,陕西大荔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讲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2005年11月第32卷第6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 u r n a l o f S h a n x i T e a c h e r s 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E d i t i o n )
N o v .,2005V o l .32　N o .6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
郝银侠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密切合作阶段,杨虎城重用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保护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并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第二阶段为若即若离阶段,由于中共“左”倾错误,拒绝杨虎城入党要求,在杨虎城军队中搞兵变,迫使杨虎城一方面与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关键词:中共;杨虎城;密切合作;若即若离
中图分类号:K 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5)06-0084-04
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杨虎城研究中颇
为敏感又十分复杂的一个问题。

史学家对此只作概述,没有细分阶段进行研究,于是便有“杨与中共关系基本是好的”一类语焉不详的结论。

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细密研究,认为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可以分为密切合作和若即若离两个阶段。

一、密切合作阶段
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源远流长,1920年杨拒绝直系改编后,与直系军阀阎治堂、郭金榜及镇嵩军柴
云升部共约三万余人战于武功。

由于众寡悬殊,孤军作战,伤亡过重,杨被迫率部撤到陕北。

蛰居榆林期间,经民主人士杜斌丞介绍,结识了中共陕西党组织创建者之一的魏野畴。

魏向杨详细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中共的革命纲领和救国方针。

杨与魏的相识和交往,对杨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以后长期与中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杨虎城立即响应,成为国共合作在西北地区的有力执行者和坚强支柱。

1925年5月陕西督办吴新田的士兵殴打学生,激起西安各界不满,时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在魏野畴等人的请
求和帮助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

杨以军事力量支援和保护了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声援和支持了杨的军事斗争。

与中共的这次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仅使盘踞于关中西部的北洋军队无力东犯,而且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入陕创造了条件。

1925年7月,杨虎城仿黄埔军校体制在耀县建立了一所三民军官学校,聘请中共党员魏野畴为政治主任,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为政治教官。

事实上,该校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与黄埔军校南北呼应的培训革命军事政治干部的“摇篮”。

据有关资料记述:“1925年至1926年,在三民军官学校中,先后发展卫志毅、陈云樵、张振河、李雅翰、白怀德、李德兴等为中国共产党员。

他们和1925年冬入党的杨虎城炮兵营营副张汉民一起,成为杨虎城部队中
第一批共产党员。

”[1](P 26)三民军官学校实际成为
西北地区国共合作的重要基地。

1926年杨虎城坚守西安的胜利更是与中共合
作的结果。

首先,杨是在中共党员魏野畴的参与下,做出“抗击镇嵩军,驰援西安”的决定的。

其次,杨是在中共的支持下顺利进入西安的。

复次,在守城过程中,中共帮助筹集粮食、教育官兵、组织学生搞宣传和慰劳官兵,对坚守西安的战斗起了积极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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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配合作用。

同时,杨也支持了中共领导的进步群众运动,如枪毙主张妥协最力的西安大绅褚小毖,镇压投降活动。

可以说,坚守西安的胜利是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在进步群众力量的支持下,以杨军队为主的军事力量的坚持斗争下取得的。

双方谁也离不开谁。

通过这件事,杨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

冯玉祥下令让杨虎城“清党”。

杨以其坚定的信念,不但未清党,反而大量收留共产党人并委以重任。

如任命蒋听松为所部第十军秘书长,魏野畴为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南汉宸为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等。

1927年冬,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成立中共皖北特委,南汉宸、魏野畴先后担任特委书记。

特委以杨部为依托,在皖北开展兵运和农运工作,党员发展到200多名[2](P14)。

大革命失败后,唯独杨的部队还保留着国共合作的小局面。

国际友人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高度赞誉杨虎城为维护国共合作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她曾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到处都搞反革命清党,只有一个地方未搞,就是杨虎城将军统治的那个地区。

”[3](P27)不仅如此,杨此时在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和英勇奋斗的精神极为钦佩,主动申请加入中共,希望“能作第二个贺龙”[4](P36),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主义彻底改造刷新部队。

特委负责人魏野畴对杨的入党要求十分高兴,表示愿作杨的入党介绍人。

魏野畴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手中。

”[4](P36)由于中共当时受“左”倾思想影响,杨的入党问题一直未解决,这使杨十分苦恼。

但杨对中共并未失望,仍愿意革命。

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杨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

[5] (P71)以后,党员每次到他家中找谢商议党的工作,杨总是借故避开,以表示支持党组织的工作。

从1923年杨虎城认识共产党员魏野畴到1928年初,是杨与中共密切合作的阶段。

杨不仅大量重用共产党人,保护共产党员,而且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杨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最好见证。

二、若即若离阶段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的大气候下,杨虎城与中共合作的小局面也出现了矛盾。

1928年2月,中共皖北特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依靠杨部第十军,在皖北进行暴动。

但杨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

一是杨部队分为左、中、右三派,起义发生,响应者少;二是杨此前入党的要求被拒绝,思想很苦恼,对自己以何种身份参加起义有疑虑。

应该说杨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中共当时“左”倾思想占了上风,执意举行暴动,从而出现了杨与中共合作以来的首次分歧和矛盾。

在此种情况下,如杨不参加起义而继续留在部队中,就会对起义发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使合作的局面趋于破裂,这是杨与中共均不愿看到的。

于是,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杨决定暂时离开部队,东渡日本。

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他“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4](P38)。

临行前他还嘱托参谋长孙蔚如要善待共产党人,并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

”[4](P61)杨走后,中共皖北特委代理军委书记宋树勋叛变,向杨的军法处交出了全军共产党员名单,但孙却奉杨指示,将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赠发路费,护送出境,没有伤害一人,同时对蒋介石指名要逮捕的魏野畴和南汉宸,也奉送出境。

这就为杨与中共再次合作留下了余地。

尽管杨虎城重用共产党员,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但中共皖北特委“左”倾领导仍不加区别地奉行“打倒一切”的政策。

在1928年2月21日皖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杨虎臣(即杨虎城)勾结蒋介石将要清党,非常明显。

”[6](P10)“昨夜有一负责同志会议,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能扩大至于全皖北,破坏十军及十九军(按即驻皖北的高桂滋军)。

”[6](P34)4月8日,皖北特委领导的刘集起义爆发。

参加起义的除杨部第十军的一部分外,还有高桂滋部的教导团和当地的农民。

因起义时机不成熟,很快遭到失败,魏野畴牺牲,但却未使中共清醒。

6月5日中共中央就皖北暴动失败后的工作给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信中,分析刘集暴动失败的原因,仅认为是“事出仓卒而无完善的布置”所导致的,而对分化或破坏十军及十九军这一点,仍认为是正确的,并鼓励广大党员继续在十军及十九军中进行士兵运动[6](P44)。

在此期间,《陕西省军委报告》也指出,“杨虎臣对于革命本来是动摇不定的,当其困于太和无出路时,便想与我们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艰巨工作,他决然不能胜任,所以一经蒋介石派人拉拢、挑拨,感觉枪械没有出路,遂公开的向我们声明,要到南京去……(杨)普遍的在军中清党”。

[6](P42)这里所谓杨“清党”完全是一种偏见,而对杨的军队进行分化或破坏则是事实,从而使杨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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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杨自己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

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

”[7](P257—258)正是中共的错误政策,迫使杨既同情中共,又不得不与中共保持一点距离。

此后,杨与中共的关系时好时坏,若即若离。

1929年1月,杨虎城得知在自己身边工作的陈子坚是共产党员时,十分高兴。

对陈说:“我看得不错,你以后安心在这里工作吧,我的部队过去有不少共产党朋友。

”[8](P95)杨在山东期间,先后任用纪子中、陈三俊、董林哲、王泰吉等人,杨知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

1929年秋,杨在南阳城隍庙成立教导大队,任用共产党员张汉民为大队长,赵新任、王铭为中队长,全大队中共党员达百人以上。

[8](P57)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杨虎城虽然离冯附蒋,但已看出:“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同蒋介石斗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

”主政陕西后,在杜斌丞的帮助下,杨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即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同中共合作,并大量任用共产党人。

如任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蒋听松为《西北日报》社社长,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申伯纯为民政厅秘书主任,米暂沉为省民政厅秘书长,张汉民为省政府警卫团团长,王泰吉为骑兵团团长。

由于杨对中共的宽容态度,西安到处有共产党人的踪迹和影响。

国民党特务头子宋志先曾说:“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地方,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

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

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

”[3](P31—32)杨虎城虽与中共在合作中产生了矛盾,但对中共采取的仍是保护的政策。

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领导土地革命,杨通过杜斌丞资助刘部枪支和金钱。

刘志丹在邠县被捕时,杨命南汉宸把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

由于杨的保护,中共在杨部的组织一直秘密存在并迅速发展。

如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1934年全团有中共党员200多人。

1935年成立的绥署特务第二团有中共党员近300名。

[9] (P51)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根据地西移,进入川西地区。

蒋介石命十七路军进攻红四方面军。

但杨却在杜斌丞的建议下,派武志平同红四方面军联络,于6月达成了秘密协定:“(一)以巴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二)配合打胡宗南;(三)红军可设交通线,十七路军可提供一些物资。

”[8](P116)这一协定打破了蒋对红军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计划,对红军的生存起到重要作用。

当时负责谈判的中共代表徐以新后来说:“从战略意义上讲,由于有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使川陕根据地不致腹背同时受敌,巴山后方减少后顾之忧,我们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围攻。

尤其是我们在四川刚刚站稳脚跟的开创时期,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5](P227)这一协定使杨与中共关系得到改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然而,1934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

当时,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从鄂豫皖进入陕南山区,蒋严令杨部堵截。

加之陕南是杨的地盘,又是富庶地区,杨当然不愿它被红军占领。

他曾对部下说:“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用各种借口不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

”
[7](P125)明确表示出对红军进占他地盘的不满。

次年1月,杨派冯钦哉部柳彦彪旅阻击红二十五军,却被歼6个营。

1935年2月,正值农历春节,红四方面军又违背互不侵犯协定,突袭杨部驻地宁强,并全歼杨竹荪团[10](P99),从而在杨部领导人中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双方关系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杨调3个警备旅与红二十五军作战,并亲自到蓝田指挥。

结果,3月间警二旅被歼2个团,旅长张鸿远负伤;4月上旬警三旅5个营被全歼,旅长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被俘并被杀。

7月初警一旅又被全歼,旅长唐嗣桐被俘并被杀,其头还被挂在子午镇示众。

至此,红军据有汉中偏西一带。

不到半年,杨损失了3个建制旅,占他总兵力的1/4强。

于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处于低潮”[4](P89)。

特别是宁强被袭和张汉民被杀,严重影响杨与中共的关系。

后来杨不仅向中共谈判代表汪锋提出此问题,而且还向赴西安斡旋和平的周恩来提出同类问题。

这是杨与中共关系一度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南汉宸委托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将《八一宣言》送给杨,杨十分钦佩中共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

杨认为“中共的政策对头了”、“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11](P47)。

并说在抗日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有共同基础。

在杨虎城想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同时,毛泽东、彭德怀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杨,重申八一宣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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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表示中共“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6](P85)中共的主张使杨有绝处逢生之感。

为了加强与杨联系,中共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汪锋对杨提出的共产党员张汉民被杀的问题、红四方面军违反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由于汪锋的解释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未能使杨信服。

杨对联合红军抗日反蒋没有意见,但对汪锋的来历颇怀疑。

于是派崔孟博(时任陕西省政府科长,中共秘密党员)赴天津找南汉宸,要求南查明汪锋的身份。

1936年2月初,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问题,双方于4月达成了四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1](P52)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派王炳南回国,同杨商议反蒋抗日西北大联合的问题。

王炳南除了争取杨同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外,还向杨指出,万一杨因与中共的关系遭到蒋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

杨表示极愿同红军联合抗日。

经过南汉宸、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人的努力,十七路军与红军基本上实现了停战,不过双方协议的其他各项并未付诸实施。

据在西安工作的刘鼎、刘向三、张文彬、梁明德等人报告,杨在广西反蒋失败后,与中共联合之事已不再提起,就是前此签定的通商、联络、交通等事也搁在一边不谈了。

[12](P228)又据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称:“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于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

”[13](P554)事实表明,此时杨与中共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综上所述,从1923年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杨与中共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密切合作和若即若离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杨与中共关系是好的。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中共的“左”倾错误及其长期影响,杨与中共关系时好时坏。

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研究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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