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

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从“长时段”的角度宏观审视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启动进程就会发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前亦即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这告诉我们：在宏观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能仅局限于“事件比较”而应注意“过程式”的长时段比较进行探源式研究。

关键词现代化起点中日非西方国家工业文明现代世界观

十八、十九世纪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面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从历史上看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率先勃兴并“骎骎东来”的形势下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生往往都是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认和大力摄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发生的目的性极强具有明确的历史起点。但在确定起点的标准和具体标志问题上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在总

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做一比较研究以揭示中日现代化启动运行的特殊规律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及中日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往往把目光投向19世纪中叶前后并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民国以来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是“西洋列强冲击论”。即以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重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如1937年王芸生提出：“我们若以江宁条约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神奈川条约则为日本现代化的起点”。①

其二是改革运动说。此种观点又可分为“同步说”和“非同步说”两种。“同步说”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时起算比较近乎事实。而日本的近代化一般都是以明治维新作为契机的。因此近百年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②所谓“非同步说”则是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分为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改革”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谓低层次改革就是在知识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改革则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日本这种“低层次改革”主要表现为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南诸藩改革运动在中国

则为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发起的自强运动。相比之下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就晚了二十多年。③

其三是“前现代化说”。即以中日两国步人近代社会前(19世纪中叶前)其社会内部发生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如日本学者大石慎三郎等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应以此作为现代化的起点。④中国学界也有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内生性的早期现代化萌动并认为：“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⑤

上述观点分别以中日两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改革运动或传统社会内部萌生的现代性因素为标志来揭示两国现代化启动运行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我们理解认识两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是颇有裨益的。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未真正体现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特点以确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的独特标志。

首先关于“西洋列强冲击论”。应该承认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等手段强迫非西方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是非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变局”它标志着非西方社会从此步人了一个异常严峻的发展阶段。但由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发轫实际上是面对

西方现代性挑战所做出的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究其实质乃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只是标志着西方列强对其所施加的“外压”更加强大“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种“外力”作用这种“外压”和“挑战”只能通过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主动“回应”才能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事件只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可以作为非西方国家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如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作为日本步人近代社会的标志等但我们却不能将其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说明现代化的起点和近代社会的开端不是一个问题二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应该加以认真区别。

其次关于“前现代化说”。以中日两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中出现的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局部性变化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其价值在于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强调非西方国家传统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自生的“现代性”资源借以发现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运行的本来样态。这些研究对于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衡量评估非西方国家这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时要注意对问题进行复杂性分析：一方面要注意人类文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评估非西方社会这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时一定要注意人类文

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率先启动并迅速向东方扩张的形势下历史已不允许这些国家在传统的文明秩序框架内自生现代工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移植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以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产生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作为其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另一方面虽然非西方国家的上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不能作为其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现代性”变化没有价值。因为在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摄取西方文化的整个行程中其社会自身“现代性”因素变化的作用绝非消极被动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性的因素始终参与影响着现代化的全过程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现代化只有在其社会内部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性”因素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化作一种发展的潜力时其现代化进程才具有可能性。因此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标志选择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非西方国家中世纪晚期社会内部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也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或以其现代化改革的重大事件为标志。而应以将上述两种“趋向”结合起来的“双线交汇点”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一“交汇点”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其社会精英人物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束缚确立科学实证的现代世界秩序观并调动社会内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