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集体道德——涂尔干道德视角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集体道德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集体道德——————涂尔干道德视角涂尔干道德视角涂尔干道德视角

阮 宇

摘要摘要：：涂尔干的理论当中的道德理论被国内社会学家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视角，本文主要研究该道德视角的提出与发展，以及涂尔干主义目前在国内其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并结合具体事例说明涂尔干道德视角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字关键字：：涂尔干 道德 集体意识

一、社会背景社会背景

西方社会学思想家涂尔干（1858--- 1917）之所以在现在的中国还有如此深的影响，主要在于，社会背景的相似性上，也就是在西方十九世纪末各国社会转型时期与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至少在表面上有着相似性；而在理论上，我国的学者通过借鉴涂尔干曾经提出来的那一套理论来分析和解决正在出现的社会问题，作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涂尔干，笔者认为他所提出的道德视角，正在被我国的学者不断地阐释与尝试着运用于实际操作当中。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国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经出现“失范”、“道德真空”、“规范重建”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依然对现在的社会具有很大的效力。所以，笔者主要通过综述国内已经存在的对涂尔干的道德理论的分析成果，来进一步阐述关于对这些理论的思考。

首先，在提出道德这个概念之时，人们都通常会追溯到道德曾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不成文的社会约束力，特别是在一个家族内或者在一个地域狭小的村庄内，道德的舆论话语存在甚至强于法律的规范话语。因为法律的规范话语在那样的群体内部的传递性并非那么明显与普遍，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它的应用不会频繁于道德舆论约束，在群体内部的强制性的命令和渲染性的传递更显得鲜活。

从何时起，人们不再局限于地域的划定，而冲出这种约束呢？不言自明，就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予了人们挣脱于血缘和地缘的流动机会，转而形成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形态。

从这个形态而言，道德的发展和状况也与经济息息相关，道德是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所型塑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必定引起道德的变化。

二、道德和经济

道德和经济

“以前经济的地位是一种次要的地位，但在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军事宗教和管理等领域的功能都越来越屈从于经济基础。现在只有科学还在与经济孤身奋战，即便是这样，在今天他也已经不再享有任何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在为与经济相关的职业效力[1][ P16]。”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清晰可见。经济的主宰力量正在强化，一个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上的具体体现指标也在于经济力量的强弱，所以，经济所具有的地位关系到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

“因为经济领域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把精力都投入在了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这样一来，一旦这种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许多人就会越出一切道德范围之外[2][ P16]。”

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道德和经济的关系必定是我们所应该讨论的话题，同时我们党中央在2011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文化大繁荣的方针政策也是一个应景之题。如何在道德色彩不浓的情况下来加强道德的约束力，涂尔干开出的药方就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能够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制人们的欲望，而不是各种相互对抗、防范、削弱。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群体具有犹如家庭一样的作用，即在职业群体内部人们学会利己和利他，成为一个社会化个体。“集体的角色不仅仅在于在人们相互契约的普遍性中确立一种绝对命令，还在于她主动积极地摄入了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3][ P16]。”

职业群体的提出

三、职业群体的提出

职业群体

1、职业群体

职业群体这个概念和作用提出的可能性在于，现在的居民城市化、经济全球化、国家民族化的趋势，很多事情已经与人们的生活不太相关，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知晓当今发生的事情，而不断的信息让人们习惯于成为观众，恰如鲍曼所提出的“单向性的监视”，成为观众缺少的“主体在场”是一种对公共领域的冷漠，甚至会发展成为利己的公共领域被私人领域所侵蚀的地步。“共同意识的发展已经落后于个人意识，他在整体上已经渐渐变得脆弱而又模糊。集体类型也失去了他以前的显赫地位，变得更加抽象不明[4][ P132]。”而涂尔干认为，除非这些

事情与人们的职业有关，即与这个职业群体有关的时候，才有关于人们对此事件的反应。但是职业群体种类的繁多，如果只是靠泛化的规范来作用，那将会造成笼统的概念和笼统的伦理，执行力是微弱的。由此“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承担经济事务了，因为经济本身对它来说太专业了，只有职业群体才能胜任这项任务[5][P43]。”职业群体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很密切，它感受到经济的各种需要，同时要求它要像家庭那样的持久性，才能够有足够的持续性和成熟性来承担这一崭新和复杂的角色。“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6][P42]。”

职业群体存在的凝聚力使社会整体的病态和“失范”得以整治，任何触犯了集体情感的行为都会受到集体的惩罚。这其中就涵盖了涂尔干的“社会人”，通常与涂尔干形成论敌的亚当·斯密被认为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当中不致命的批判对象，国内学者也从其二者的分歧论战中挖掘出理论视角。亚当·斯密的纯粹“经济人”受到涂尔干的指责根源在于其二者的出发点分歧，在“个人”和“社会”两端各执一端，“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斯密和涂尔干的分歧并不构成对立，毋宁说，他们只是揭示了现代人的两张面孔[7]。

笔者需要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两者之间所走的面向。以不乱扔垃圾为例，在斯密的理解当中，不允许个人乱扔垃圾或者说个人不愿意乱扔垃圾，在根本上来说是从自己的利益算计出发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扔垃圾是为了干净，从而不会导致我们个人生活在一个像垃圾堆一样的场所里，而别人也同样会这么想，所以大家都不会乱扔垃圾。而在涂尔干的理解当中，是个人已经对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进行了个人社会化，从而得到了一套关于道德个体的行为模式，不扔垃圾就是为了自己和他人都不乱扔垃圾，从而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享受乐趣，就是一种道德生活。乱扔垃圾触怒了集体情感，将受到的是惩罚，即使这种行为不是对一个集体或者国家至关重要，但是如涂尔干所言“大脑固然是重要的，但肠胃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重要的器官，后者的病变同前者一样也会危及人的生命[8][P46]。”

针对涂尔干所指的社会道德，孙帅指出，主要在社会在个体身上的全部在场才能导致个人成为自我，如果在社会高于个人的意义上，社会的不完全在场，个人不是走向一种个人的自由，而可能是一种自我的丧失，在社会的不在场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使得个人或者集体走向一种重生或者灾变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