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市场供需结构不平衡
我国的大多数产品，特别是资本品已经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由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但这种过剩仍然是相对过剩。从我国农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看，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但为什么，我国在人均收入刚跨过6000美元时，就出现这种过剩经济的现象呢？主要原因还是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不匹配。
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问题，而且这种分配结构会形成整体经济运行的隐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不足，导致了我国大多数行业过早出现了供大于求而过度竞争。
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危害在于：首先，破坏了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正常生存和盈利环境，削弱了企业进行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其次，让消费者作为经济拉动主体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迫使资金投入到非消费品领域，以投资来拉动经济，而要消化资本品，就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来进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资，这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对消费能力的挤压，当投资与消费失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可能导致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第三，可能导致企业竞争能力的退化，由于投资项目大多由行政力量决策，而不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必然导致企业围着资源转，而不是研究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可能导致企业创新和竞争力量的退化。
产业效率低下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
近些年来，政府致力于改变产业结构的比例。和发达国家相比，显然我国第三产业比例不足，于是发展第三产业成了发展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但是，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结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自然形成的，人为的调整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因，甚至会给地方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误导。
笔者认为，效率低下才是制约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最根本原因。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就业压力等原因，很多地方鼓励建设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种产业结构必然是一、二产业比重高，进一步造成居民没有能力去第三产业消费。实质上是制约了整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制约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事实上，效率高的、技术含量高的地区，其吸收就业的能力反而更强。正是第一产业的发展慢，效率低，造成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低下。由于第一、第二产业的效率低下，必然要雇佣大量的低薪资人员来进行生产。这些雇员由于人均创造财富有限，不可能有太高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可支配收入去进行第三产业的消费。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政府人为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改变经济基本结构的作用。
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物质短缺，由于人们消费需求的释放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近十年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需求的拉动而让位于投资和外贸的拉动。外贸的增长，正面的效应是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依托于低人工成本的外贸顺差，会导致中国大量工人收入水平提升乏力，进一步加速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大外贸依存度。
现在，拉动内需也成为国家主要的指导政策，但是，内需的真正拉动需要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产业效率的提升，只有产业的高效率，才会有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来拉动消费。第二，分配结构的合理化。这就要求，大部分企业创造的价值要由劳动者来享受。而这一点需要更加透明、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来保证，而不是单靠国家的政策来调整。
低人工成本竞争优势的丧失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偏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人工成本一定是以高失业率为前提的。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恰恰也是效率低下的地方，不但人工成本低，而且失业率高。而在高效率的地方，其事实上的失业率远远低于低人工成本的区域。躺在“低人工成本”优势上的中国企业，必然造成粗放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丧失。
中国企业不重视旨在提升效率的项目上，除了职业经理本身的素质和眼光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低人工成本带来的惰性”。显然，通过低人工成本比起通过高效率的组织管理来提升竞争力要容易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优势只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些产业的人工成本占的比例高，而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我们并不具备太多的优势。
企业的目标是创造财富。这种财富的增值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股东的收益、二是员工的收益、三是国家参与分配，而我们的企业是在以员工的低薪资来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事实证明，在低人工成本的行业，最终导致的恰恰是过度竞争。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没有来自较高人工成本的经营意识和和压力。
低人工成本还有一个严重后果：企业管理上的滞后。原因在于，在低人工成本的前提下，难以招聘或留下优秀的人才，造成管理素质的低下；提升效率的压力小，无论是在生产技术上的改进，还是在管理上的创新，其效果都没有降低薪资来得直接。此外，会出现低素质人员驱逐优秀人才的现象。原因也很简单，在这里有效率的优秀人才不是公司竞争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