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事件

《我控诉》

我所说的甚至不涉及军事法庭的法官，选择他们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军人的血液中含有纪律的因子，难道这不足以取消他们担任公平审判的资格吗？纪律意味着服从，陆军部长是陆军的最高司令，一旦他宣布原判的威信，您怎能期待另一个军事法庭会推翻原判?以阶级关系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比约将军在他的声明中已为法官铺了路，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服从他的意见，有如在战场上服从司令的指挥，不假思索地服从。影响他们判决的意见是：“德雷福斯已被军事法庭裁定叛国，所以他是有罪的，我们这个军事法庭不能宣布他是无辜的。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承认埃斯特哈齐有罪，就等于说德雷福斯无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脱离这条思路。

第二次军事法庭有罪。他们的借口——我一再重复——是最高首长已宣布第一个判决是不容改变的，是神圣与超越一切的，他的属下怎么敢反对?他们向我们宣扬陆军的声誉，要我们爱戴陆军、尊重陆军。哦，是的，的确，如果你是指国家一旦遇到危险，陆军便立即响应，保卫法国领土，这样的陆军就是法国人民，而我们能为它做的，除了爱戴和敬重别无其他。可是，介入这起事件的陆军并无尊严可言，它不会为我们所需的公义而战。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持着刀剑、明天可能逼迫我们屈服的军人，我们应该诚恳地亲吻他们那把有如神助的刀柄吗?不，当然不应该!

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告发，在主管的压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地说，他若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

也由大家所知，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主要分为两派，德雷福斯派以及反德雷福斯派，其中涉及到的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记者教师等不可胜数。左拉当然是其中特别突出、也最为流芳的一位，然后在佐拉的对立面，反德雷福斯派之中，除了书上提到的巴雷斯之外，我还想介绍另一位，就是布伦蒂埃，他和巴雷斯不一样，是个比较独特的反派人物。

因为书上以及各种材料上都对左拉有着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评价，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但我还是要提一下他的《我控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整地看过这篇文章，除了书上摘取的以“我控诉”起头的一大段排比句非常掷地有声之外，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也都非常正义昂然，非常有大侠风范，我觉得有机会大家都可以抽时间去读一读，会激起年轻人的热血来。怪不得—说：“……”

然后我想讲一下布伦蒂埃，

布伦蒂埃直接跟左拉杠上就是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之后，他随即发表了《控诉之后》，就是这篇文章，使得布伦蒂埃成为继莫里斯·巴雷斯之后反德雷福斯派的又一面旗帜。

《控诉之后》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法国的反犹太主义问题。第二部分讨论的是军队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而与“德雷福斯事件”关系最密切、为人们引用最多的是其第三部分对新生的“知识分子”的独特见解。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的完全版，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摘一点点。

布伦蒂埃也是非常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作家

他之所以与“德雷福斯派”为敌，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挑战的是军队,而军队在他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主要也是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使他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他应召入伍,亲历了法国军队的溃败。紧接着,他又目睹了巴黎公社革命。

这两个事件对年轻的布伦蒂埃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外战的失败使他不禁想起了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体会到了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强大军队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的无序状态使他认识到了统一、团结、纪律和秩序的不可或缺。

另外，特别是因为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知识分子的贸然介入扰乱了社会舆论，使得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甚至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这在布伦蒂埃看来与巴黎公社时期的混乱状态没什么两样。

所以他特别想让为了让这桩讨厌的案子尽快结束，但是和其他反德雷福斯派代表人物不同，比如巴雷斯，布伦蒂埃与巴雷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不同。

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巴雷斯之所以反对重审德雷福斯一案，是因为他觉得德雷福斯的被流放是罪有应得。在看过德雷福斯于雷恩法庭的表现后，巴雷斯曾言：“德雷福斯大概是犯有叛国罪的，从其种族上可得出这一结论。”布伦蒂埃关注的重心并非德雷福斯是否有罪，而是知识分子是否具有针对这一司法问题说三道四的资格。他宣称只关注自己的专业，即文学、哲学和历史学，而对现实政治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他还认为，重审纯粹是一个司法问题,应当由司法部门以司法程序进行，不关知识分子的事，也不关普通大众的事。

虽然布伦蒂埃他的想法好像有点歪楼，但是他也带出了“知识分子”这四个字，怎么样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公共事务，介入政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接下来想和大家讨论的。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

在布伦蒂埃看来，

布伦蒂埃认为“知识分子”(intelleCutel)这个词本身就存在问题。从字面上看,“intelleCutel”是指智力水平较高的人,但把该词用在“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身上并不合适,因为“智力并非知识的唯一源泉’“经验、性格的坚定以及意志的坚强同样重要。”那些知名的学者或文人之所以成功,因素有很多,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智力水平较高。一个人“只是掌握古叙利亚语或汉语”就被人称为“知识分子”,但从智力上讲,他很可能不过是“一个草包”。

他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对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提出了质疑。知识分子在对公共事务指手划脚的时候，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从事的知识性工作是一种特殊的高人一等的职业，正是这种“高人一等”赋予了他们指点云云众生的权利。但在布伦蒂埃看来，知识分子从事知识性工作与其他人从事其他工作只是劳动分工不同而已，“`文学’、`哲学’、`知识学’或科学’是才智的自然而合理的运用，它们本身并非高贵的职业，在社会上也并非比其他职业更值得青睐。”

他甚至说：“我认识的那些农民或批发商在我心中的位置要大大高过那些我不愿直呼其名的博学之士、生物学家或数学家。”

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以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为开端。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开始作为专有名词开始使用，法国知识分子“诞生”。法国知识分子“诞生”后迅速分化为公开对垒的两派：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两派知识分子围绕德雷福斯事件展开了斗争，最后以左派知识分子（即德雷福斯派）获得最终的胜利，从而改变的法国的政局，使得法国政治开始向左转，同时也使得法国知识分子有了“介入”，充当“社会良心”的良好传统，到20世纪，法国成了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的世纪。由此来看，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是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的。一个现象的出现不是突然的，那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前，是否出现了知识分子呢？是否有了知识分子的公共“介入”呢？

伏尔泰：介入“卡拉事件”宗教迫害事件

天主教一直是法国的国教，“南特敕令”颁布后，有限度地承认信教自由，但是这并未影响天主教在法国的绝对统治，胡格诺教徒依然在全国各地公开受到歧视或迫害，这种情况最终又演变为新的宗教迫害。

让·卡拉是胡格诺教徒，1761年他的儿子因为个人原因自杀，但是被狂热的宗教分子污蔑成为是卡拉杀害了他的儿子因为他最近要脱离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在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做出最后的判决，判处让·卡拉车裂死刑。

伏尔泰听闻卡拉案件时，刚开始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那个父亲勒杀了自己的儿子。他把这个案件看成是宗教狂热的典型事例，十分留意这个案件的任何信息。

在了解真相之后，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私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并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当地有名的律师和社会活动家。在卡拉夫人上访期间也不断进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的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了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欧洲。

伏尔泰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了卡拉案件的公开审讯记录，并代卡拉夫人和她的儿子们写了许多的材料，以《关于卡拉先生之死的原始材料》为题出版发行。

为了唤起更多人对卡拉案件的关心，他写了一部类似近代的侦探小说《伊丽莎白·坎宁的故事和卡拉的故事》，把伦敦发生的一起卑鄙的刑事诉讼的审判与卡拉的审判相比，向法国人民呼吁，要以谨慎认真的态度纠正和弥补在卡拉身上已经发生的不公正的处理。

此外，伏尔泰还发表反教权的论文和书信，坚持要求被害人所在地图卢兹市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公布侦讯材料，重新审理此案。

在伏尔泰和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复审了卡拉案件。

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

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