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

姓名：朱翊钧
国籍：中国明朝民族：汉族
出生地：北京裕王府
出生日期：
1563年8月17日
逝世日期：1620年7月21日
职业：皇帝
主要成就：万历三大征
登基年龄：10岁
在位：48年
庙号：神宗
陵寝：定陵
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癮）。

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餘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沉一贯等4位国家重臣，虽然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

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

临江知府钱若賡被朱翊钧投入詔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

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

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

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

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

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

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
矿税之害
神宗亲政以后，开始展现其贪婪本性，“数年以来，御用不给。

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

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

首辅朱賡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

”大学士沉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

”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可谓“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

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好货成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文官系统，矿税，海税，茶税，这些工商税的利益受害者。

当听从了文官建议的崇祯取消商业税并以农业税代替以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女真掘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

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

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对人事任免等大事皆置之不理，且仅在必要时才处理政务，使大部分行政部门运作陷于停滞。

论者认为这种情况使明朝行政陷于瘫痪。

“朵儿只唱图记”象牙印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此印是明朝万历十六年明神宗赐给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1543—1588年的印记，印文为梵文“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

索南嘉措出生于西藏拉萨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说这是西藏最早皈依佛教的家族之一，他们在当地有很强的政治势力。

1546年,年仅4岁的索南嘉措被作为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迎入哲蚌寺。

公元16世纪60年代，西北地区的一支政治势力，来自蒙古的俺达汗占据了青海湖一带的藏族地区。

当时格鲁派在青海的影响很大，为了巩固对该地区的统治，俺达汗希望联合格鲁派力量，1576年邀请索南嘉措前来会晤。

1578年索南嘉措到青海湖会见了俺达汗，被俺达汗尊称为“达赖喇嘛”。

“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喇嘛”是藏语，意思是上师。

得到这一尊号以后，格鲁派的上层立即把索南嘉措确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并分别追认了根敦嘉措和根敦主为第二、
一世。

此后，索南夹措继续到其他地区传教，包括青海、四川、云南等地，修建了一系列著名的寺院。

当时中国内地中央政府明朝也对他非常重视，双方建立了朝贡关系，1588年明朝政府邀请他访问北京，但途中索南嘉措生病不幸去世。

明神宗于公元1588年索南嘉措圆寂前夕，赐予这方印记。

这是历史上中央政府赐给达赖喇嘛的第一方印。

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年～1620年）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

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

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

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

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

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

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

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

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

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

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

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

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

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

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

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

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

军心涣散。

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

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

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

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

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

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

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

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

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

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

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

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

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

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

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
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

六月，刘綎又破大城。

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

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

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

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

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

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

又攻入开城、平壤。

朝鲜八道沦陷七道。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

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

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

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

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李如松险些阵亡。

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

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

为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

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

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因李如松战死，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

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

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牺牲。

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主要战役有碧蹄馆战役，南平血战，釜山攻防战，露梁海战等等。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於崇桢而亡於万历。

”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諛。

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

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

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

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麼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

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

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

万历丁亥年的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值得说明的是，现在对神宗的评价基本是基于清朝初年投降满清的东林党文人编辑的史料，基本上反应的是文官集团对神宗的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