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

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

—读金子务的《爱因斯坦冲击》

梁波（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沈阳110004)

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物理年”，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纪念和研究爱因斯坦的热潮。日本同样如此，大书店摆出了爱因斯坦专柜，一批研究爱因斯坦的专著出版。其中，日本科学史家金子务的《爱因斯坦冲击》，尤为引人注目。该书于1981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1991年曾出新版，此次由岩波书店再版，并增加了部分新内容，足见其学术价值。全书史料详实、细致，尤其通过爱因斯坦的81页“访日日记”，全面介绍和研究了爱因斯坦1922年的日本之行及其影响。

《爱因斯坦冲击》全书共两卷，第I卷记述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整个过程，第Ⅱ卷论述爱因斯坦日本之行对日本科学界以及文学、思想、宗教等社会各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震撼。本书不但填补了爱因斯坦传记中有关日本部分的空白，也填补了日本大正时期社会历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1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访日

1919年4月，日本改造社创立，这是一家新兴的、实力雄厚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出版社，其创办人、社长是山本实彦，主办综合性月刊《改造》，杂志每期发行S万多份，行销颇广。在邀请爱因斯坦之前，该社已邀请过在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顺道访问日本。

1921年9月26日，改造社驻德国特派记者室伏高信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没想到爱因斯坦很快便做出决定，接受邀请。

那时从欧洲到日本仅旅途往返就要将近3个月的时间。对于爱因斯坦欣然接受访日邀请，室伏高信在回忆中说，“实际上，爱因斯坦作为对现代科学做出了革命性、基础性贡献的大科学家，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学的邀请，当然，他只能接受极少的一部分邀请。但对于像日本这样遥远的东方，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他居然接受了其开化和文明程度尚低的日本的邀请，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第I卷，90页）对此，曾于1903年提出原子结构“土星模型”、被誉为‘旧本物理学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也感到出乎意料。他甚至担心：“……懂得相对论的人，在日本还极少。除了石原纯和桑木或雄外，几乎没有其他人。为了这几个人邀请爱因斯坦是否值得呢？”（第I卷，113页）

爱因斯坦到日本的访问一波三折，经历了两次“决断”，最后才得以成行。

室伏高信起初当面邀请爱因斯坦的条件是：邀请方在含路途3个月的访问期间里，支付往返旅费及讲演费2000英镑，此外，对出版爱因斯坦论文和书稿，另外按每3000字30英镑计酬。爱因斯坦显然同意了这个条件。

但几乎与此同时，时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的石原纯，受改造社的委托，也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邀请信，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所限，爱因斯坦收到这封信已是2个月以后的事，这期间，室伏高信还在回日本的船上。在石原的邀请信中，对爱因斯坦承诺的条件是：在日本停留1个月，支付讲演费1万日元，并在爱因斯坦答复后即行提前支付1/3，此外对爱因斯坦在《改造》杂志发表的文章，按每4000字支付400日元稿酬。这与室伏高信与爱因斯坦所谈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原定往返3个月，除去路上的80天左右，在日本只停留10天，而这次却成了30天；二是讲演的酬金也发生很大改变，前面开出的2000英镑接近2万日元，而这封信中却讲只有1万日元，比前者少了一半。

这些发生的变化，不能不引起爱因斯坦的不满，他立即给石原纯回信，谢绝了日本的邀请，并毫不客气地说明了理由：“……需要确切说明的是，您来信中所提的诸条件，与室伏先生给我的文书并不一致．．．…”（第I卷，120页）。当室伏高信回到日本后才发现与石原纯的邀请“穿帮”，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不得不亲自写信，再次邀请爱因斯坦：除希望在日停留时间为1个月外，同意室伏高信给出的2000英镑，并在爱因斯坦确认后先期支付一半，同时还附加了全额支付爱因斯坦夫人在日期间费用的优厚条件。最终，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

其实，类似的问题，何止在上世纪20年代，即使在当今国际科学技术交流的过程中仍时有发生。顺便说一句，当初中国邀请爱因斯坦之所以没能实现，与经费没有落实不无关系。

2爱因斯坦热

1922年10月8日，爱因斯坦夫妇乘坐日本邮船“北野丸”从法国的马赛港出发，经过40天的旅行，于11月17日抵达日本神户港，长冈半太郎、石原纯、山本实彦等人上船迎接。日本的各大报纸第二天纷纷刊登爱因斯坦到达的消息，由此，在全日本掀起了一股“爱因斯坦热”。11月18日，当爱因斯坦抵达东京的时候，受到上千人的迎接，甚至有人高呼“万岁、万岁”。

当有记者问到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目的时，他答道：“一是通过阅读小泉八云等人的著作，想亲眼看看美丽的日本，特别是想亲身体会一下日本的音乐、美术、建筑等等；二是通过科学这个世界纽带进一步改善国际关系，是自己的使命。”（第I卷，31页）“爱因斯坦热”在日本的迅速出现，除了人们对他的崇拜外，恐怕与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对国际社会的关心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也有很大关系。

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除专题学术讲座外，爱因斯坦分别在东京、仙台、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和福冈等7个城市，作了8场普及性报告。尽管每场门票都价格不菲，但最多时听众竟然超过3000人。由于时间安排过于紧凑，搞得爱因斯坦疲惫不堪，最后不得不提出“抗议”。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参加了与许多青年学生的见面会、欢迎会，“除北海道外，几乎与日本全土的学生都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爱因斯坦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欢迎他的人群，人们都想一睹大师的风采，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上万名学生一起迎接爱因斯坦。新闻记者跟踪采访，诗人们为爱因斯坦献诗，连他用过的草稿纸、讲课的黑板都有人收藏。从学生到市民、从官员到皇室，人们竞相观看介绍相对论的电影。东北帝国大学的几名教授甚至创作了三幕六场的《相对性理论戏剧》。

爱因斯坦原计划在日本只停留1个月，实际上却是43天，这与日本方面的隆重接待不无关系。因为当时的日本大正天皇患病，改由皇后代为召见。这股“爱因斯坦热”一直持续到12月29日，爱因斯坦在神户港登上邮船“棒名丸”离开日本。

3“爱因斯坦效应”

爱因斯坦对日本的访问，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日本的物理学界、科学界。爱因斯坦给日本所带来的影响，金子务称之为“爱因斯坦效应”。与“爱因斯坦热”所引发的表面的、大众化的热情相比，学术界更多的是理性思考。

首先，爱因斯坦的来访促进了相对论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实，早在爱因斯坦到日本之前，日本已经有学者对相对论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有些工作还很深人。第一位接触爱因斯坦的日本人是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桑木或雄（日本科学史学会首任会长）。他从德国留学归国后，于1911年发表了论文《相对性原理中的时空观》，此后还发表了许多从认识论角度研究相对论的论著，著有（（爱因斯坦传》一书。还有一位就是被称为‘旧本相对论第一人”的石原纯，是“当时少数几个懂得相对论的人”。他从1909年到1918年的10年间，共发表科学论文38篇（全部为德文），其中与相对论有关的27篇，对相对论在日本的传播贡献卓著。在爱因斯坦访日期间，他是学术翻译。有趣的是后来他主要转向诗歌创作，并改行作科学记者。

爱因斯坦访日之后，日本对相对论的研究更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为日本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爱因斯坦的来访改变了日本人的科学观，间接促进了日本科学研究的制度化，最重要的是对一代日本青年的熏陶和启蒙。金子务认为，“把爱因斯坦来日本的1922年，应该看作日本人最初把科学作为有血有肉的思想来认识的值得纪念的一年”，而此前日本人只是把科学作为赶超西方的“单一的实学工具”（第II卷，469页）。上世纪20年代，正是日本的科学研究从科学家的个人研究向企业化、规模化转换的时期。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企业发展、军事需要等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大批国立和民办研究机构相继设立。

数学家、日本科学普及的开拓者小仓金之助认为，“……爱因斯坦的来访，毫无疑问，给予青年人的刺激，对日本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日本实验物理学的先驱菊池正士说：“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