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

东正教
988年,君士坦丁堡教会成功地把东正教传入罗斯,形成罗斯教会,它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80 个都主教，区之一,排在第60 位。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教会纷纷从君士坦丁堡教会独立出来,形成独立的东正教会。

罗斯教会早就有了独立的愿望,但只是在15世纪中期才获得最后的独立。

16世纪末,莫斯科牧首区成立。

在罗斯教会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之间的关系中,都主教的人选和任命是关键的一个环节。

按照教规,罗斯都主教人选由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共同决定,最后由牧首祝圣。

但是,这个程序因各种原因而经常遭到破坏。

一般认为,在蒙古鞑靼人入侵俄国之前,只有二位俄国籍的罗斯教会都主教。

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和长达240 年的统治,不但改变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俄国教会发展的道路,改变了俄国教会与拜占庭教会的关系,使之具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蒙古鞑靼人入侵俄国的过程中,俄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首都基辅几乎被夷为平地。

教堂和都主教驻地被洗劫一空。

然而,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他们对待东正教却十分宽容。

1246年,为了确定贡税的多少,蒙古人在俄国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但东正教界被排除在外,即免除了一切贡税义务。

蒙古汗给俄国教会都主教的“封诰”对东正教在法律上进行了庇护。

俄国教会走向独立的过程,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西部俄国教会———基辅都主教区脱离俄罗斯教会莫斯科都主教区。

此
外,获得独立的莫斯科都主教区,以及后来的莫斯科牧首区,越来越依赖于俄国的沙皇。

最后,彼得大帝甚至取消了牧首制,把教会控制在自己的管辖之下。

教会完全服从世俗政权,这也是俄国教会走向独立之路的一个必然结果和沉重代价。

以地缘政治、村社传统制度为土壤的东正教伦理（救世主观念、王权至上、在逆境中的忍耐精神和群体意识、博爱和人道主义）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效应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上的二律背反。

一方面在地理环境上,俄国缺乏西
欧环境的多样化,单调的平原必然使东斯拉夫居民从事单调的职业,容易造成习俗、道德风尚和信仰的一致,特别是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天然的防御屏障,易受外族人侵袭,加上俄罗斯统治者为争夺出海口而进行的多次对外战争,使俄国人产生了一种极易受伤害的心理和紧张情绪,这样,专制统治成为管理人民的最佳方式、绝对服从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常规。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就自然是具有保守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国家。

救世主观念即弥赛亚说: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

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之中心。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888 年纪念皈依东正教900 年时,曾在致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信中说道:“只有东正教才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目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收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其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的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持它不犯错误。

”西欧的教权与王权是二元化的,东正教的教权却一直处于王权的支配之下。

教会与皇帝的伟大的统一性就体现在教权服从于王权,其后果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养了这样一种观念:东正教无限专制君主制是多民族的俄罗斯最合理的国家政体形式,是惟一能够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及冲突的体制。

与16 世纪初西欧的宗教改革相比较,俄国的教会改革的排他性、保守性更为明显:一是自上而下、皇政府控制下进行,而未像西欧国家那样,宗教改革是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并以自下
而上的形式成为一场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

二是没有社会观念和意识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仅仅注重了外在的机构管理的变革,俄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教会大学,俄国东正教也不会发展任何研究世俗学问的机构，东正教会没有出现西方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新阐释的经院哲学家（像托马斯·阿奎那）,俄国东正教会自己的任务只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寻找真理。

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的研究目的仅限于发挥保护基教义和礼仪的功能,以防止发生任何可能的革新。

改革后的官方东正教虽然用一定的宗教宽容代对民间教派发展的不能容忍,但在观念上不像西欧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和“先定学说”那舞人心、具有理性化的倾向,东正教会仍然恪守古老的教规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进步势力。

三是的宗教改革仅仅是国内的事情,对周边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并没有影响。

四是从发展趋势上,俄国历史教会改革,主要有三大内容:统一宗教仪式、剥夺教会产地以及把教会纳入王权控制的轨道。

俄国的改革注重宗教的管理形式化,力图通过对各种宗教仪式的严格规定和整齐划一,把教徒的精神重心从的圣事转移到对《圣经》的信仰上来,从而不断强化教徒的宗教生活,解体后的俄国东正教教堂内的祈祷仪式和教规依旧繁杂和落后,显然与俄国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东正教比西方基督教世界更加重视普遍的修道生活。

在俄国,很早就流行着一种习惯:人在暮年或临终前要落发为僧。

古代罗斯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临终前落发当修士。

最为普遍的圣徒是苦行僧、“圣愚”如20 世纪初俄国的“普拉斯廷现象”。

教徒通过修道生活,一方面可以缅怀昔日的殉道者,使教徒保持着自我牺牲精神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在修道院通过祈祷,以追求完善境界来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培养教徒的群体意识。

这样与俄罗斯村社制度培养出来的集体主义心理
———“人人为大家”相吻合。

历史的实践证明,一方面群体意识有助于俄罗斯民族凝集力的加强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许多东徒自发地组成“忘我精神小组”,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俄国开发西伯利亚的东部拓殖运动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另一方面,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缺乏个性的集体性,个性在机械的集体中到处受到扼杀。

这种群体意识,排斥科学、理性和个性,排斥世俗功利主义行为和竞争意识,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改革活动持否定态度,形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鄙视和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并由此产生了俄罗斯人的反犹和排犹情绪。

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人道主义传统,特别是植根于俄罗斯村社特殊土壤东正教对上帝救赎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甚至爱你的仇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皆为兄弟”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者的同情和怜悯等,这与俄罗斯村社农民的人道主义吻合为一,它们都是一种泛爱主义。

这些在乡村广大低级神职人员的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处于农奴制压榨下的贫苦农民很容易接受这种带有原始基督教特色的东正教。

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源自基督教的“弥赛亚”概念，而基督教的“弥赛亚”又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弥赛亚意识”并非俄罗斯独有，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弥赛亚意识”，但是只有在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才超越了宗教的范畴而成为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并且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第二圣殿时期，经历了“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深知亡国之痛，也深感政治上无权、身受异族统治和压迫的苦难。

于是，在《圣经》的先知书及以后的犹太文献中表现出一种与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相联系的“弥赛亚”以及弥赛亚时代的观念。

这些文献宣称，眼前的世界终将结束，“世界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

“世界末日”不是人类社会的完结，而是新时代的开始。

在“世界末日”到来之
即，上帝将派他所膏立的“弥赛亚”降临耶路撒冷。

他作为建立上帝之国的使者，将结束犹太人的散居状态，在“应许之地”重建以色列国家。

这位“弥赛亚”将是被盼望已久的大卫的后代。

“弥赛亚”开创的时代即弥赛亚时代，那时，人类共同崇拜唯一的上帝，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平、正义得以实现。

由此，“弥赛亚”的涵义从“受膏者”过渡到“救世主”。

由于犹太民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外族的统治和压迫，对复国的渴望、对“弥赛亚”和拯救的祈盼逐渐成为犹太教教义的核心。

基督教最早出现在公元70 年左右的巴勒斯坦地区，其教义大部分来源于犹太教，可以说它最开始时更像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与犹太教一样，基督教同样把“弥赛亚”作为教义的核心思想。

但是，基督教的教义中对“弥赛亚”做出了与犹太教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构成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基本分歧，也是基督教脱离犹太教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的基础。

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犹太教中的“弥赛亚”是在世界末日到来时降临的上帝的“膏立者”，是为拯救“上帝的子民”——犹太民族，是为犹太民族的复国而来的“弥赛亚”；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弥赛亚”已经降临，他就是耶稣。

希腊文中耶稣意即“主是拯救”，即上帝派来的弥赛亚——基督。

在末日降临之际，耶稣基督将再次降临，进行末日审判。

第二，犹太教的“弥赛亚”降临是为了带领犹太民族与外来统治者及犹太傀儡做坚决的斗争，以武力驱逐之，重建犹太国家；而基督教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则是采用“挽回祭”(Propitiation)，即用自己的血和肉来平息耶和华的怒气，求得上帝的和解，从而为犹太民族的祖先赎罪，以使亚伯拉罕的后人摆脱苦难。

第三，犹太教的“弥赛亚”拯救犹太民族，建立的是现世的王国，其拯救的结果在现世；而基督教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拯救世人，不是现世的救赎，而是宣扬在末世之时，耶稣基督再次降临人间，战胜魔鬼撒旦，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

那时，耶稣将根据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使被罚者下入地狱受永刑，得救者升入天国享永福。

在基督教看来，耶稣作为弥赛亚，作为基督，其职能和责任即是引导人们走出心灵上的罪恶深渊。

信仰上帝，跟随耶稣，感应圣灵，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人们就会在心灵上获得解脱。

第四，犹太教的“弥赛亚”是犹太民族的救世主，他的任务只是使犹太民族摆脱外来的压迫，建立犹太民族自己的政权，完成犹太民族的复兴；而基督教的“弥赛亚”则是普世的“弥赛亚”，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人，只要信仰上帝，相信耶稣基督，遵守基督教的戒律，忏悔自己的罪，就能在末世审判时得到救赎。

如此美好的前景使得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迅速传播，基督教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远远地超过了犹太教。

基督教“弥赛亚”的概念和内涵也就取代了犹太教而被广泛使用。

公元395 年，罗马帝国最后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分别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首都，而这两个城市也就分别成为基督教东西方教会的中心。

两个教会都想充当普世基督教会的领导，双方也都得到各自所在帝国的全力支持，即使在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为争夺领导权，两派教会又先后召开了六次宗教会议，但都各执已见，不欢而散。

到1054 年，双方矛盾终于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基督教彻底分裂为两派――西方天主教和东方正教，彼此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主要是统治者的争斗和两大教会争夺基督教最高权力的结果，而在教义上分歧并不是很大。

作为教义核心思想之一的“弥赛亚”说在两个教会的教义释义中就并无太大出入。

只是东正教以正统自居，认为拜占庭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并且在整个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有东正教徒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只有遵从东正教的教义，才能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末日审判后升入天堂。

公元988 年，弗拉基米接受东派教会大主教施行的洗礼，皈依了
基督教，并娶拜占廷帝国皇妹安娜公主为妻。

随后，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禁止多神教。

将基辅多神庙中的神像抛入河中或加以焚毁，并派军队强迫居民到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教士洗礼。

随后基辅以外各地居民也先后被迫受洗。

这就是著名的“罗斯受洗”。

基督
教的世界中心逐渐由陈旧的罗马转向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再由君士坦丁堡转向莫斯科。

罗马由于被基督教分离派控制而灭亡，拜占廷由于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签订合并条约毁灭，现在莫斯科是继承者、是真正的基督之都，莫斯科的君主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教的沙皇。

俄罗斯人作为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上帝意志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俄罗斯现在应该成为世界性的国家。

俄罗斯人的责任是取代那些曾经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民族，拯救己经腐朽没落的欧洲和世界，这是因为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东正教信仰的光芒。

第三罗马理论不但把“弥赛亚”的概念和救世使命与俄罗斯的民族联系起来，并且把宗教和王权（皇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宗教意义上的救世使命转化为世俗的、由王权（皇权）领导的国家使命和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使命。

宗教优越感很容易地转变为民族优越感，而宗教使命感甫一形成就立即转化为国家和民族使命感，初步形成了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

从此，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驱动俄国学习西方的动力，也正是这一“救世主义”的情怀成为俄罗斯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而为沙皇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

进入19 世纪，经过几世纪的积累和拿破仑战争的震憾，俄罗斯知识界和思想界全面爆发，思想、理论层出不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对俄罗斯历史的定位以及俄罗斯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

拿破仑战争使俄罗斯人认为，继把蒙古人挡在东欧之后，俄罗斯人又一次把欧洲从拿破仑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俄罗斯再次拯救了欧洲。

这说明，俄罗斯确实是负有救世使命的“弥赛亚民族”。

另一方面，拿破仑战争使大批俄罗斯人接触到西欧文明，引起了俄罗斯思想界关于俄罗斯发展方向的思考。

拿破仑从俄国败退后，俄罗斯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几十万大军跨出国境，转战欧洲。

这是俄罗斯人首次大规模接触欧洲文明，并且这些接触者中俄罗斯人中具有较高素质的军人。

西欧迥异与俄罗斯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的文化、远高于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富庶的人民生活水平都深深地震撼了这些人的心灵。

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开始进行关于俄罗斯发展方向的思考和讨论。

无论是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或者是欧亚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就是他们同样是俄罗斯人，同样热爱俄罗斯。

他们热切地希望她富强，也坚信俄罗斯必将走向强盛，因为他们都认定俄罗斯是负有伟大使命的民族。

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渗透着“弥赛亚意识”，渗透着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使命感，只是强弱有所不同。

斯拉夫主义者的“弥赛亚意识”最为强烈，他们认为：欧洲已经腐化，是魔鬼的产物，注定是要毁灭的，只有东正教罗斯是世界上基督教真理、纯正东正教的唯一拥护者和保持者，只有俄罗斯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基督教。

除俄罗斯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纯正的东正教。

因此，俄罗斯负有充当各民族解放者的使命。

在这三大理论流派不断的争论和碰撞中，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思想体系得以不断的完善和补充，从宗教和文化的基础上得到升华，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

“弥赛亚意识”仍然表现为对民族优越感和天赋使命的认同，但是却已经摆脱了东正教的束缚。

“弥赛亚意识”不再是宗教术语而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渴望民族和国家变大变强的民族意识，成为俄罗斯民族灵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弥赛亚意识”及由其派生的思想体系。

列宁时期政教关系——政教分离期(1917 年10 月～1924 年)。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批有关宗教的法令，这些法令奠定了新型国家政教关系的基础。

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同学校分离”、“全体公民都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

这说明了东正教会失去了国教的地位，同时国家大力宣传无神论，—般学校禁止讲授宗教教义，这严重打击了东正教会势力，它的财产和特权也被剥夺了。

这些法令在东正教会人士内引起一片愤怒的呼声，他们起来煽动教徒反对新政权，特别是大饥荒发生后，苏维埃政权以赈济饥民为名，决定没收教会财产中的一切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这种做法促成了政教关系的白热化。

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号召教徒们保卫宗教和教会，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抵抗。

因而，有不少人因反苏维埃而受到法律制裁，又出现了1922～1923 年轰动国内外的“吉洪审判案件”。

最为典型的是1922年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由它来全权处理宗教问题。

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各种方法与教会作斗争，直到瓦解或消灭教会组织。

随后，这个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瓦解和分裂俄国东正教会。

后来东正教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与政权对立最终只能自食其果，于是转变了当初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新政权，愿意遵守国家的法律，即使这样东正教会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嬗变。

东正教会在斯大林战前时期，它仍然处于受打击、被压迫的地位。

直到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政府才迫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改善了同宗教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正常化。

战后，斯大林没有实施战前的宗教政策，而是继续战时宽松的宗教政策，主要因素是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各宗教，在苏联当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种作用是任何因素都无法代替的。

斯大林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主观上意在利用宗教巩固他的政府统治，以实现其大国主义目标，客观上却开创了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

当然这种政教关系是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为前提，不过东正教也利用这种政教关系的环境有了其新的发展机遇。

东正教会十分仇视新政权,政教双方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这期间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受到严重削弱,教堂数量锐减,由十月革命前的78767座降至11500座,神职人员从3万人减为1.3万人。

教会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与新政权对抗只能使教会继续受到压制,自食其果。

于是教会决定改变政策,要求教徒们既听命于荣耀的上帝,又做热爱苏维埃祖国的公民,从而使政教关系趋于正常化。

卫国战争的爆发使政教关系进一步好转。

东正教领袖号召教徒出钱出力,抗击侵略者,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

苏联政府用教徒捐款3亿卢布组建的“涅瓦王”亚历山大飞行作战大队和“顿河王”德米特里坦克纵队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立下奇功,这也是东正教会的功劳。

教会的举动得到当局的赞赏,教会又得以重新融入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走上和英美集团对抗的冷战道路并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夺；同样的在国内苏联对与自身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保持了比较宽容的政策，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在巩固新占领土上苏联的统治地位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树立苏联良好的国家形象等方面，俄罗斯东正教会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