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沈从文与《边城》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等，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他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30多部短篇小说集和6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其代表作品有：《边城》、《长河》、《湘行散记》《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边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遵从古礼的美德、无欲无争的人生。作者向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厌恶所谓的现代文明，痛恨现实的黑暗，于是他在作品中构筑了一个理想世界，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的希望，表达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执著追求。

首先，《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

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

其次，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其实并非完全是“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他相信唱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

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茶峒地区历史上过着原始、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实行黑暗的统治。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次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思想上的批判，是独特的、理想主义的，也是苍白无力的。

《边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首先，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温柔的个性突现出来。

然后，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全篇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与翠翠为纬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为纬线，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女婿为暗线。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结合。

其次，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来展示边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最后，《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副副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

《边城》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结局，结尾更与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现实”。不过是几个乡下年青人的爱情，没有多少大起大落的悲情渲染，没有大悲大喜的矫情哭叫，象淡淡的水，又好似悄然无声的雨，潜入泥土，平淡静谧中流动着惊雷。内敛的情思，节制的情感，凸显人性的本真。生死别离已然发生，故事中的人唯有承受，却竟引得无数读者而为之动容感伤。那琉璃般透明的境地，带给人的感动是恒定而久远的。沈从文使人们相信了纯情的力量。一种超于物外的“纯粹的美”，和“清洁的魂”。在那诗意照耀的光辉里，消融了一切污秽丑陋。

评论家司马长风说：“《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或许每一位初读《边城》的人，都会为作品中所呈现的如此美的人性，如此淡的意境，如此清的氛围，如此醇的回味而沉醉其中。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

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