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伍尔芙的作品看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觉醒型模式

从伍尔芙的作品看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觉醒型模式摘要：“女性成长小说”这一特殊文类，刻画了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中的成长经历。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大部分作品都呈现了这一过程，她的作品《达罗卫夫人》的主人公就是在繁琐的家庭生活中突然觉醒，开始逐步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达罗卫夫人》伍尔芙女性成长小说觉醒
“成长”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主题，由于其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一直备受文学艺术创作者们的青睐，形成了“成长小说”这一特殊的文类。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起源于德国，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定义，成长小说“涉及的是个人在性格发展时期的经历”。

成长小说往往是主人公的心理发展历程，记录其从依附他人到获得自我意识，实现自身价值的这一过程。

“女性成长小说”属于成长小说这一门类中的一支，它首先具有成长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女主人公往往经历共同的成长模式，即从天真、不谙世事到受到诱惑，开始迷惘并且思考，最后失去天真，顿悟并认识到自我价值；再比如女性的成长一般都是通过男性、婚姻、家庭甚至子女来实现的，并且主要还是通过男性。

正如波伏娃所认为的：“她是附庸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

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1]“他者”是指没有自我意识，受他人支配的人，女性的“他者”是指那些依附于男性、缺乏独立人
格的女性。

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女性个体都不是主动地丧失自我意识，而是在男性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中被男性强制性给予的。

因此，当女性的心理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她的自我意识会逐渐成形，瞬间萌发，以强有力的主体姿态破除壁垒，或是追求自我。

少部分女主人公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过程，成长为一个经济或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而在大部分作品中，这一成长历程无比艰难，充满坎坷与挫折，而女主人公的内心也受着两种自我的折磨，“在这个意义上，跋涉于成长之途的女性不断地沉浸于两种意愿的冲突和两种自我的区分当中，内心也不时地被两种意识纠正着，或者被动地服从父权意识强塑的女性气质与女性角色，从而可以回避主体性生存带来的艰辛与痛苦，或者主动抵御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有力强塑，但需要承担主体性生存全部的坎坷与挫折。

在成长的路上游移不定，最终导致了女性自我人格的破碎与分裂，神经官能症和精神抑郁症也就成为女性特有的成长症候”。

[2]
女性成长小说有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模式：学徒型模式（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apprenticeship）和觉醒型模式（the pattern of awakening）。

学徒型模式是呈时间顺序发展，女主人公经历童年、青春期、婚姻、家庭，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心理发生转变。

而大部分作品采用的“觉醒型模式”，女性的成长不是线性发展，而是在其应该成长的过程中被延误，直到成年后某个阶段瞬间萌发，继而崩溃。

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大部分作品都刻画了女主人公的成长，本文将以她的作
品《达罗卫夫人》为文本基础，从觉醒型女性成长小说的角度，剖析女主人公艰难的成长过程。

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这部作品中安排了两条线，一条是通过达罗卫夫人自己的内心独白对自己过去的回想，而这些回忆贯穿了她从早上去花店买花，为了晚上的晚宴作各种准备，一直到晚宴的进行。

另一条线是几乎与之平行的关于赛普蒂默斯，他是一个参加过一战但由于战争的原因精神错乱的人，在妻子的安排下经历各种治疗，但最后还是自杀了。

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没有任何关联，两人唯一的交集就是最终在晚宴上从布拉德肖夫妇那里第一次听
到他自杀的消息。

表面上看这两条线并无多大关联，甚至关于赛普蒂默斯的描写在整部作品中略显多余，但实际上，正是赛普蒂默斯的自杀，刺激了克拉丽莎那一瞬间的觉醒。

克拉丽莎·达罗卫夫人始终在两种自我中挣扎，一个是内在的本真的自我，一个则是外在的社会的自我。

可以注意到伍尔夫在描写她内心真实声音的独白时，叙述人称用“克拉丽莎”，而在写她在外界环境中，与人交往时，叙述的人称又改为“达罗卫夫人”。

外表看起来，达罗卫夫人是个精致而美丽的女人，她的生活井井有条，从容不迫。

她是国会议员的夫人，一个典型的上层社会的贵妇，举止高雅，养尊处优，同时善于社交并热衷于举办宴会，同时又有虚伪和趋炎附势的特点。

例如，彼得回伦敦看望克拉丽莎后，边走边思考克拉丽莎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她明显的评语是：她很世俗，过分热衷于地位，上流社会和向上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事
实；她向他承认过这一点。

（你如果费一点力气的话总是能让她承认的，她很诚实。

）她会说她讨厌穿着过时的女人，因循守旧的人，无所作为的人，也许包括他自己；她认为人们没有权利袖手闲逛，他们必须干点什么，成就点什么；而那些大人物，那些公爵夫人，那些在她家客厅里见到的头发花白的伯爵夫人们，在他看来微不足道，这非什么重要人物，而在她看来则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成就。

她有一次说贝克斯伯拉夫人身板挺直（克拉丽莎自己也是同样；她无论是坐还是站从不懒散地倚着靠着；她总是像飞镖一样直挺，事实上还有一点僵硬）。

她说她们有一种勇气，对此她随着年龄的增长钦佩有加。

在这些看法中自然不乏达洛维先生的见解，不乏那种热心公益的，大英帝国的，主张税制改革的统治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已进入她的思想，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她的天资比理查德高两倍，但她却不得不通过她的眼睛去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生活的悲剧之一……[3]72在克拉丽莎的身上，已看不出她本身自我的特质，而是依附于理查德的存在，标准的国会议员夫人的存在。

“虽然她有自己的思想，但她却必须永远引用理查德的话——仿佛一个人读了早晨的《晨邮报》后仍一点儿都不明白理查德的观点似的。

”
[3]73“这些晚会都是为他而举行的，或者说是为她认为他应如何社交而举行的。

”[3]73除了举办晚宴，她还会做很多事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曾不止一次看见她拉过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激发他，规劝他，使他觉醒，让他行动。

无数枯燥乏味的人聚集在她的周围，这是必然的。

”[3]73“登门造访，留下名片，善待客人，捧
着一束束鲜花和小礼物东奔西跑……这等事费尽了她的心思”，[3]73然而她是真心实意地做着这些事，出于一种生就的本能。

她似乎充分享受着做这些事情的乐趣，好像并没有任何抱怨。

她对谁都一副女主人的姿态，包括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因此伊丽莎白对她很反感，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近。

“她说‘我的伊丽莎白来啦’——这种措辞使他恼火，为什么不简单地说‘伊丽莎白来啦’？她那样说一点儿都不真诚，连伊丽莎白都不喜欢听。

”[3]46她做的很多这些事，掩盖了事情的本来面貌，像大多数母亲那样，她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了。

然而事实上，她并不快乐，她的这些行为举止并不能代表她内心真实的自我，她觉得她每天都如同生活在虚空中，她觉得自己没有精神支柱。

上流社会的空虚以及战争的残酷，使他常常陷入对生与死的思考，不知道生命该何去何从，尤其是当彼得质疑她的这些晚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她开始拷问自己她称之为生活的东西对她意味着什么。

扮演女主人这个角色，对她来说太费精力，她并没有感到快乐，并且觉得自己在丧失个性，“只感觉自己是根木桩，钉在楼梯之上”。

[3]162在这场她精心准备的晚宴上，她继续光彩照人地招待宾客，奉承，虚伪，做作，她感到极端的无聊和空虚，尤其是彼得对她冷嘲热讽，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

就在那么一刻，布拉德肖夫人告诉了她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

在这部小说中，克拉丽莎和赛普蒂默斯这两个人物是平行发展的，没有碰面，两段情节也始终没有交集。

直到小说最后，克拉丽莎得
知了赛普蒂默斯的死讯后，电光火石的瞬间，她内心的那个真实的、一直隐藏的真我由原本的蠢蠢欲动、压抑的状态开始呼之欲出。

在这一刻，她的灵魂开始出窍，尽管周围还是那么喧闹华丽，她却仿佛置身于空无一人的房间，她感觉他能体会到这个青年的内心，她甚至觉得他选择自杀是有勇气的一种表现。

“……有一种东西是重要的；这种东西被闲聊所环绕，外观被损坏，在她的生活中很少见，人们每天都在腐败，谎言和闲聊中将它一点一滴地丢掉。

这种东西他却保留了。

死亡就是反抗。

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因为人们感觉要到达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中心神奇地躲着他们，亲近的分离了，狂喜消退了，只剩下孤单的一个人。

死亡之中有拥抱……他是不是抱着他最宝贵的东西跳下去的呢？”[3]176这个念头只在她的脑中闪了一瞬，转瞬间她就又失去了死亡的勇气。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

她看见这里一个男人，那里一个女人陷入这深邃的黑暗并消失了，而她却穿着晚礼服勉强站在这里，这是对她的惩罚。

”[3]177死神闯入了她的内心，但是还是没有停留太久就离开了。

各种身边人以及琐事再一次盘踞在她的脑海中，她的晚宴，她的宾客，外在的自我又战胜了内在的自我，她又一次平静了。

尽管如此，克拉丽莎还是完成了一次成长，她的内心比过去更加成熟和清醒了，虽然她没有选择死亡，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死亡才是代表她真正“成长”和“觉醒”的标志，但在精神上，克拉丽莎得到了一次重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赛普蒂默斯替她死了一回。

当她从对死亡的思考回归到真实的生命时，她顿悟，死亡并不等于生命的真正结束，别人的生命可以在自己身上得到延续。

“她必须回到他们那边去。

但这是个多么不寻常的夜晚啊！她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非常像他——那个自杀的年轻人，她为他的离去感到高兴，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继续生活……可是她必须回去，她必须和客人们在一起。

她必须找到萨利和彼得。

”[3]178赛普蒂默斯的生命在克拉丽莎的身上得到了延伸，克拉丽莎经历了一次死亡的成长，又回到了她的生活中，但这一次，她一定和过去有所不同。

在这短短的一天之内，我们跟随着克拉丽莎的意识完成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从本身在两种自我中对峙、挣扎，到完成内心的选择，在死去的赛普蒂默斯的“帮助”下，克拉丽莎认识到宴会是她的生活方式，是她生存价值的体现，是可以让她焕发出生命光彩的方式，是她生存价值的体现，是可以让她焕发出生命光彩的方式，尽管她不爱理查德，但只有在与他在一起时，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不受干扰，可以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

“人都有一种尊严，一种独处的愿望，就是在夫妻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你必须尊重它……因为如果你放弃了它……那么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那毕竟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啊。

”[3]113克拉丽莎最终的选择虽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或者说是我们预想的那样，但她毕竟还是听从了自己最真实的需要。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追求精神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保持真实自我
与完成自我实现是极其困难的。

这主要是因为父权制文化意识总是以强有力的主体姿态破除女性保存自我的壁垒，将女性排挤至客体和边缘的位置，并强塑了以“被动”和“服从”为基本品质的女性的“自我概念”。

这种人为建构和系统灌输的“自我概念”，损害了女性原初的、积极的自我力量，泯灭了其追求自我同一、精神自由和完善自我人格的意识，使其无法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一来，女性所谓真实的自我有时不过是压抑女性主体力量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同谋者。

女性的成长既要尊重性别身份所带有的独属于女性的特有的自然标识，同时也要充分地辨识性别身份的社会性对于女性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的“个人”所带来的全部的阻碍性，这样女性才能将做女人与做个人统一起来“成为自我”，才能成为一个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个人”。

所以在《达罗卫夫人》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克拉丽莎的成长并不是完全彻底的。

因为只有当女性成为生产性的、主动性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

透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中对克拉丽莎各种心理活动浓墨重彩的涂抹，我们会发现成长中的女性那一瞬间的觉醒并不是一挥而就的，而是在积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突然的迸发，它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更是一种女性感性生命的自在流动，因为它产生于女性的内心深处，并且贯穿了女性整个完整的成长体
验。

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文学的改革重要，妇女的命运更重要，伍尔夫的一生都是在试图把女性主义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她曾经说过：“当我写作时，我更是女人。

”伍尔夫的创作，从本质上来看，更像是在为女性代言，在为女性的权利呼吁，为女性寻找更广阔的出路。

她一直自觉地在为女性写作，尽全力地在自己的小说中，试图从形式、内容、语言、结构等各个方面来改写文学中的妇女，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做贡献。

《达罗卫夫人》这部作品，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说明了她的构思：“在这本书里我要进行精神错乱和自杀的研究，通过神志清醒者和精神错乱者的眼睛同时看世界。

”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高小弘.“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2）.
[3] 弗吉尼亚·吴尔夫.达洛维太太[m].谷启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