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舆情素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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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未来
陈国权
发展三大趋势,一是媒介分化趋势导致媒介种类越来越多(如:传统报纸不会消亡会继而分化);二是传统媒体将加快实现舆论平台建设与盈利平台转移;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UAV(无人机)、AI(人工智能)。
罗杰.费德勒认为:“社会需要论”,媒介技术采纳的基础是社会需要。任何新技术被采纳的条件是满足人们的需求。技术的驱动力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为媒介演化提供必要条件和基础;二是其他媒介的技术条件又对媒介演化产生竞争压力。(截止到2016年第二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 94%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8.06亿,用户覆盖200 多个国家、超过20 种语言。此外,各品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 万个,移动应用对接数量超过85000 个,广告收入增至36.79亿人民币,微信支付用户则达到了4 亿左右。2013年11月注册用户量突破6亿,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2015年6月30日,腾讯以17.6亿元投得广州琶洲地块以建设微信总部大楼。)PC互联网平台:从刚开始的新闻门户网站模式,淘宝的网购盈利模式,与京东的网购模式有不同,网易、腾讯的网游盈利模式,优酷土豆爱奇艺的视频盈利模式,最新的花椒、熊猫直播等等。细分的电商网站,天猫、莎莎、唯品会、海淘、苏宁、一号店,每一种新的电商网站的出现都几乎代表着一种新的盈利模式。
媒介需要竞争注意力,以及经营收入,而生物需要竞争事物与生存空间。达尔文曾经说过“生物界青睐极端”,也就是生物必须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才能够“勉强”应对竞争。(如:猎豹是世界上跑的最快的
动物,为了跑的最快这个核心竞争力,在进化中,猎豹在体型上做出了牺牲,头部呈纺锤形以减少奔跑时的空气阻力,腰细腿长,还进化出长长的尾巴以保持奔跑时的平衡。)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成因就是物种之间的竞争需要将自身优势充分发挥。
只有特色和与众不同才能赢得用户关注,聚焦资源与精力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上,不及其余,一抱着你个这个特色和与众不同。
20世纪90年代,当电影面对电视的冲击时,很多人语言电影将死。面对激烈的竞争,电影通过弱化自身的弱势——新闻,强化自身独特优势——视觉效果、听觉盛宴、观影体验3D、4D、IMAX。
“断崖式下滑”,新媒体的全新模式主体业务不盈利,衍生业务或辅助业务成为盈利主平台,从而达到外营业务超过主业。(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布局文化地产、金融投资、户外广告、教育、文化物流、酒店等产业,形成了产业多远发展、多极支撑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推动了报业集团总体经营平稳增长)
未来的传统媒体的可行性架构:媒体作为一个舆论与影响的平台而成为成本中心,盈利平台被转移到其他的以媒体作为支撑的产业,如游戏、房地产、金融、旅游等。
发展趋势:寻找并增加盈利平台,一盈利平台来支撑舆论平台;通过新媒体来强化整体舆论能力,将之作为最终聚焦目标;以舆论阵地建设为核心目标,打造以盈利平台支撑舆论平台的媒体架构。
用户注意力被稀释;在传统媒体的“后暴利”时代,经营面临“断崖式下滑”,传媒集团盈利结构的过分单一化使这种“做大做强”模式遭遇空前困境,怎样实现业务聚焦和精简。
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媒体的行政因素影响超过市场因素,只生不死盲目扩张做大蛋糕,不管盈亏,但当市场竞争的恶劣程度超出了
行政因素的极限后,倒闭关张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产权联合、利益联结、行政推动、文化融合”
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及使用效能的
实证研究
张岩
现状:求职者处于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体制洞”中,即“有价值的信息无从获取,与雇主的相互信任难以建立,雇佣者与雇主之间的约束缺乏体制保证。”
信息洞:社会网络的某些个体(或群体、组织)在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组织)发生信息交换时,由于其所在社会系统所处的位置之间的距离难以耦合而造成的信息缺失,逐渐使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链条中出现了洞穴。
问题:政府信息系统网站活力较低,信息发布推送更新缓慢且不完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成为相对的“信息孤岛”,表现在地级市与省内其他市区之间尤为明显。
全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
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媒体时代,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还量化、碎片化以及传播的多渠道化、个性化,而且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是这个大的报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到网络育人、媒体塑人,从橱窗文化到网络文化,从黑板报到手机报,从纸质阅读到电子阅读等。
用全体媒体技术武装提升自己,提高全媒体意识,营造全媒体氛围,发展全媒体文化,占领全媒体新阵地。
社区赋权:当代社区的传播和文化实践
社区赋权:指的是培养社区能力,赋予社区以自我发展的权力。国家赋权是一种外部赋权,要使得社区真正成为权利主体,还需要依靠媒体和文化的再次赋权,在文化实践和传播实践中将社区整合为一个行动主体,从而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社区: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纽带、共同社会交往、共同意识和利益的社会群体。杜威认为,传播即共享,是一种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社区中核心的因素并非经济而是社区成员的凝聚力;
中国社区运动起源于20世纪初期,由于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区建设处于空白。90年代中国在原有的街居制和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仍存在紧密的邻里关系)的基础上推出了新型商品房小区(居民联系松散,邻里间守望相助的特征不复存在)。90年代末,提出了社区自治的概念。
改革开放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北京唐家岭、皮村(主要居住在城中村)和高档商品房小区、单位小区,居民在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意识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区隔。
社区要成为权利的主体,还需要对社区进行相应的能力建设,在实践中进一步赋权,通过提高成员的信心、知识、技巧,以及促成情感、态度等方面的改变使得社区获取共同体意识,提高社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