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 (2)

课程任务：讨论课：西方音乐史的学科性质问题；古希腊古罗马音乐文化和中国先秦音乐文化的比较；中世纪音乐史的学科属性及其与西方音乐史其他断代的区别。教学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地址：重庆南路280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西2教学楼314

注：西——定位

西——方法

西方音乐史的学科属性与学习方法

参1：关于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学科定位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发展方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方法讨论的热潮，针对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之后，学界不断地关注探索这个问题，除了西方音乐史学界、、、刘经树、叶松荣等人的重要文章之外，也不断有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进行研究。但是，真正明确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的文章却不多见，较重要的有祁宜婷于1999年发表的《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一文。该文章认为西方音乐史学是历史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强调西方音乐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批评了该学科存在的侧重音乐学的观念。但是文章没有进一步论述该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具体定位。

2010年在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青主、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文革”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

革开放以来。出版有、、李应华、刘经树、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

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