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美关系

浅谈中美关系

内容摘要：中国与美国同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两国关系

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之间和则世界利，分则世界伤。本文将以中美关系起源为源头，重点围绕当代中美敏感问题展开论述，通过一定的事例分析，使读者对中美关系具有初步的了解。

关键词：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国家利益

一．早期中美关系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美国）人人都渴望了解中国，可是重点在于哪儿呢？在于历史﹗”而这于我们而言同样如此。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由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先河。从这一时刻到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被史学界称为早期中美关系。

1783年，美英两国政府在巴黎签订和约，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次年美利坚的商船就出现在了广州的滩头，可以看出美国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理解与判断是相当精到的。在早期中美关系中，传教士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国家高级官员的作用。美国第一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他创办了中国丛报，及时将中国与世界发生的事情加以报道，对当时尚处于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民而言，其影响非同小可，对推动早期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会了解亦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报现亦成为早期中美关系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1785年，美国在广州建立商行，并建立商业领事制度，可以说他们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的中国蓝图。当年，美国拥有海外商行11家，至1790增至22家，1795年发展到140家。银行从88家增加到246家，发行纸币从2800万元增加到6800万元。为早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780—1784年间，美国每年输华货值仅为27,290两，占各国货值总额的1.4%；从中国输入值为15,864两，占0.3%。但美国对华贸易发展极快，在短短数年间便超过除英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这无疑刺激着美国人对这块土地的热情。

1840年，无疑是任何一个涉及到中国近代历程的文章所不可不提的年份。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精明的美国人从中看出天朝大国不可避免的衰颓，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实际控制。1844年，仅仅四年，美国人的图谋得逞，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早期中美关系也就由此画上句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烽烟四起。

二．政治角力

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回归现实并思辨现实。当今中国已经实现了划时代的飞跃。由曾受美帝欺凌的“东亚病夫”华丽转身，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国家，受到世界万众瞩目。当然也更为头号种子美国所难容。

如今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政治角力主要体现在话语权与国际规则竞争；大国责任与担当；公众舆论的引导等多个层面。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正在刺激美国进行战略调整。二次大战之后走上国际社会领导地位以来，美国或内对于帝国兴衰的思考一直不绝于耳，美国也期盼通过不断地制度变革与人才更新来维持其地位，意图永续霸权。然而08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注入“中美国”之类的说法一直触痛着山姆大叔的心，美国对中国既充满期待，又忧心忡忡。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以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全球舆论和媒体等为依托的全球公民社会异军突起，是的无论是美国或是中国，都无法成为在世界上呼风唤雨的极国家。

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乌鲁木齐事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可以得到例证。于是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双边或是多边的商讨，这就涉及到了话语权问题。在2009年11月17 日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看上去已不像是政府声明，更像是两个商业帝国之间达成的合同文书。

在世界秩序命题下，美国政府不变的论调便是我们是世界老大，美国只能做世界第一。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宣传词则为和谐世界。无论是谁，在听到这两句话时的感觉，不言而喻的。但美国又确实是最强的，所以和谐世界只能引发共鸣，追随者，特别是大国追随者只能寥寥。

在战略语言上，中美都分别拥有自己的鸽派与鹰派，各自代表温和力量与强硬力量。美国政府内部，鸽派想来主张与中国保持温和关系，不触及中国底线，互相尊重核心利益。而鹰派则主张对华强硬，实施遏制。中方鹰派自然也不甘示弱，要求在核心利益决不让步，反制美方C型包围，必要时刻尽情展现肌肉。相应的鸽派则认为中国需继续韬光养晦。这些观点在双方对话时便会有深刻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双方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即否定性思维。在这种思维的误导下，中国知识习惯性地考虑“美国不要做什么”。比如不要插手西藏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要向台出售武器，不要搞贸易摩擦，不要挑起人民币争端，不要在朝核问题上捣乱，不要在黄海军演等等，这在一般孩子看来都有一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味道，更何况是世界大佬呢？而习惯作为老大的美国对华战略的习惯思维是“要求中国做什么”。比如要求在气候问题上配合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支持美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上出血，大量持有美债，人民币升值等等。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美管制的问题基本是一致的，而所希冀的发展方向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在解释中美关系发展瓶颈时会有重要作用。在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国际框架下，这种大国角力表现的更为明显。

三．经贸战争

中美经贸议题相较于政治议题更为复杂，其中人民币问题首当其冲。众所周知，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与“压舱石”，但即便如此，其中的贸易逆差，汇率，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以及自主创新等问题仍是美国不断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焦点与热点。相反，中方不断催促美方就市场经济地位，民用高科技输出，中国在美投资安全以及消除中国企业赴美障碍等议题作出实质性的承诺，采取有效而具体的行动。中美两国就上述问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中不断交锋。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美经贸的难点最终聚焦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待遇，中国加入WTO,中美双方进出口贸易均得到大幅提升，显示出双边贸易双赢性与互惠性的同时，也渐渐暴露出问题。2003年，美国率先抛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从此，烽烟四起，纷争不断。随后中美多次就该问题展开接触，均因想法差距而无法取得明显成果。与此同时，中国也加快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公然通过了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案，就该问题再次向中国政府施压，企图转移经济复苏迟缓的责任。由此可见，人民币问题的棘手之处。清华大学教授孙哲认为：人民币问题的由来在于，美国在从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中充分获利的同时，还觊觎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压缩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润空间与竞争力，进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应当采取何种策略，是乖乖听话，响应美国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