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变化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强，奴隶制从解体逐渐走向灭亡，封建制度在旧社会母体内发生、发展，时代的变革促使了士阶层的崛起。

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取向的革新，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春秋战国；士阶层；演变；崛起
春秋战国，是战争伴随着改革的一个动荡年代，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形成。

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却不断壮大，相互间展开一系列争霸战争。

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随之徒增。

“礼崩乐坏”后，世卿世禄制失去其寄生的土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子张篇》)的提出为更多以才能进入仕途的人开辟了道路。

这时，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人们称之为“士”大而言之，他们为图强争霸者筹划治世之策，希望通过诸侯国君的赏识，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小而言之，他们为自己的温饱谋求居食之所。

“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崛起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与变革的重要因素，也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文化心态。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基本特征
士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它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其特征与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

在西周以前，“士”的主要来源是武士，到了春秋后期，文士队伍不断壮大，逐渐从武士队伍中分离出来，以孔子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士人的兴起。

（一）士人的起源与发展
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

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

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2](《一篇上·士部》)许慎认为“士”由“一”和“十”会意而成，“一”为万物之始，“十”为“万物之终”。

因而“士”即指那些从古至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即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会做事，这就是许慎所讲的“事”。

关于“士”的起源，学术界达成一个共识：“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3] ;詹子庆说：“古代皆为武士。

”[4]可以推断，由于战争频繁，"士"可能都要有战斗方面的训练，以便在战时能够投入作战。

周以前以军事训练为主，“国家之大事，在祀与戎”，[5](P.85)因此当时的“士”主要是武士。

到了西周，士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首先，士的来源发生了变化。

《左传·桓公二年》中“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子弟”[6]，指士以其子弟为隶级。

根据西周分封制地位的划分，当时的人被分为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属于下级奴隶主，士之后的是服各种杂役的家内奴隶。

《国语·晋语》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7](卷10)，故早期的“士”享有小块土地，属于低级贵族。

这一等级关系一直维系到春秋前期，在宗法制度下，贵族内部关于权利和财产的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庶出最高只能为公卿，诸侯的庶出最高只能做卿大夫，而卿大夫的庶子一般只能为士，所以王公贵族的旁系支庶是士这个群体的主要来源。

另外还有一部分士是从国人中的庶人（平民）提升上来的，庶人中有才德的人被统治者选拔出来，让他们担任一定职务，从而扩大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尔雅·释言》：“髦，俊也。

”
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

”[8](《尔雅疏卷》第三，《释言》第二)在庶人中举荐并提拔雅俊之士，扩大了士的范围。

其次，士的职务发生了变化，周朝以前的士主要是当兵打仗，但是在周代，士学“六艺”，不仅习武，而且知文。

《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9]，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也从侧面说明“士”在当时是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低级贵族。

因此，“士”要学习当时贵族所必须的一些知识，就是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习的内容可谓文武兼备。

《国语·周语》在论及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着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

”[7](卷三)可以看出“士”和大夫同样可以担任官职。

“士”除了充当武士当兵打仗外，还有一部分在天子、诸侯宫中和基层任职，或在卿大夫采邑中任邑宰、家臣。

但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

《管子·乘马》“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10]，读书人中，见闻多、博学、意识名察，而没有为君臣服务的人，也要参加服役并且无赏赐。

因此，“士”不担任官职者，仍然要服兵役。

总之，士起初是武士，到了西周时期，士主要由分封而来，属于贵族最下层。

这一时期的士有一定职务，地位比较稳固，流动性比较弱，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文武兼备，为后世士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士人的分化与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宗法制动摇，加之私学的兴起，士人的成分、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士人逐渐分裂，新兴的士阶层开始崛起。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庶民中的优秀者上升为士的机会增多，除了原先的士之外，出现了一批新士，他们不受宗法支配，与其主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6](《召公三十二年》)，故《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1](《十三经注疏之三·黄侃经文句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巨变，不少“士”丧失了贵族身份沦为平民，相反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甚至有些奴婢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

当时下层民众是可以通过战功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赵鞅誓师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杜预注：“得遂进仕”[12](卷50) “庶人工商遂”的意思就是庶人工商之民可以凭借战功上升为士。

我们知道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从而成为春秋时期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次，一部分高层贵族不断向下层靠拢，贵族的庶孽成为士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

春秋战国的动乱同样改变了大批王公贵族的命运，随着宗法礼制的逐渐松弛以致瓦解，他们丧失了往日的荣华富贵，无法再享受世卿世禄的生活。

而沦落到“士”的行列，由于他们熟悉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能凭借其才能为当权者或新兴地主阶级所豢养。

最后，从士阶层的队伍里分化出一批专门从文的文士。

随着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继而国学与乡学难以为继，“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先依靠“父子相传，以持王公”[13](P.951)取得食禄的文化人不得不四散列国诸邦，从而汇聚成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知识阶层，就是后来在两千多年中一直作为学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士阶层。

到了春秋中后期，“士”由奴隶主贵族的最底层开始向社会阶层转化，特别是战国时期，士虽然仍有等级的痕迹，但是从其人数、职业和社会活动方式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主要从事各种文化、精神活动，故称之为“文士”，《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14]，反映到了战国时期“士”的射、御教育已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教学科目。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士”成为士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后来对于学习文化知识和掌握某种技能的人无论有无公职或职位高低，都称作士。

范围极其广泛的“士”，也逐渐成为了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二、士人社会地位状况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学术下移，这一时期的“士”已经不再局限于贵族阶级，而成为“四民”之首，其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甚至奴隶。

这些士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他们依靠知识谋生，因其成分复杂，在价值观上呈现多元趋势，成为这一时期“士”的新特征。

随着这一时期“士”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强，士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一）春秋早期士的社会状况
在西周时期及春秋早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特定等级。

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礼乐制度方面都有严格的界限。

比如在婚事礼节方面，直至春秋中后期，依然有西周的遗风。

首比如在丧事礼节方面，各个等级的丧礼有不同的规格。

《庄子·天下》记载：“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

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15](《杂篇·天下》)”说明士与大夫的丧礼规格有明确的分界。

此外，春秋早期的士与大夫在服饰饮食方面也有严格划分。

如《荀子·富国》“天子广袾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16](《富国篇》)。

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礼记·玉藻》“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14](卷13)。

总之，西周至春秋早期，士处于统治阶级最底层，被牢牢束缚在宗法制的体制里。

（二）新兴士人的社会地位
从春秋中后期起，士这一等级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春秋战国之际，士开始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随着王官失守和学术下移，新兴士人的代表——孔子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新兴士人的崛起。

孔子和其门生弟子所组成的儒士集团，成为了当时士阶层的典型代表。

在春秋中后期，新兴士人并未得到社会当权者的认可，社会地位还是比较地下的。

因为新兴士人的出身大多贫困且地位地下，其学术理论还未被广泛传播，自然不会被为政者所接受。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

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

’孔子由是退。

[17](卷4)”孔子作为新兴士阶层的代表，就这样被拒之上层社会的门外。

但是这一时期的士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处于历史上升趋势。

到了春秋后期，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士阶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迅速崛起。

1、自由频繁的人才流动
春秋后期，社会关系发生了大变革，宗法礼制逐渐松弛瓦解，人身依附关系得到削弱，加之尚贤政策的推行，客观上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

而当时流动的人才多为士人。

那时的士人似乎都以周游列国为时尚。

孔子曾说：“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1](《宪问篇》)，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立志修行以为世用，如果总呆
在家里，贪图安逸，不去接触社会，不去参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春秋战国人才流动较为特殊，规模较大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逃难贵族及其臣下组成的流动群，这在春秋时期尤为明显。

如晋国公子重耳出逃，跟随他的有名士狐偃、赵衰、胥臣、魏武子、先轸等。

一类是各学派大师及其弟子组成的流动群，他们率领弟子游历天下，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这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比较典型。

如孔子率门徒，历聘列国；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18](卷20)”;农学家许行游于小小的滕国，也有“徒数十人”[20](卷21)。

当时一些礼贤下士的上层人物，身边往往云集了四方之宾客。

如齐国孟尝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18](卷75)数千人；赵国的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18](卷76)；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人”[18](卷78)；魏国的信陵君，士“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8](卷77)；秦相吕不韦“至食客三千”[18](卷85)。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从春秋末期起，出现了“士”自由投奔的现象，他们主动出击，游说各国，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依附谁，为谁效力。

“怀子好施，士多归之”[6](《襄公二十一年》)。

例如当时的齐国、秦国是人才流入较多的典型国家。

自秦穆公到秦王嬴政期间的几代国君，都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并敞开国门，招揽人才。

据马非百《秦集史》统计，自秦武王到秦始皇一个多世纪里，秦国共有左右丞相21人，在职位显赫的众多丞相中外国人占总人数的60%，如甘茂、魏冉、昌平君、李斯是楚人；范睢、吕不韦是魏人[19]。

齐国设立稷下学宫，招揽四方学者。

据《史记》记载，宣王时，荟萃于稷下学宫的学者有“数百千人”，如宋钘、邹衍、淳于髡、荀卿、孟轲等[18](卷46)。

战国时期的学术流派，包括阴阳、儒、法、名、道、墨等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流动到稷下学宫。

而且贤能之士不但有投奔的自由，也有离去的自由，正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20](卷105《志林十三·论古·论范曾》)，张仪入秦游说惠文君，先后三次为秦相，期间又相魏、相楚[18](卷70),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周游列国，收徒讲学，游说诸侯。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为知己者用”成为当时士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不臣二主”的信条已被许多人所抛弃。

廉颇的宾客曾对他说：“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

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18](卷8)
其次，当时的士人流动中，不仅用人者选择才能智士，士人往往也择贤君而佐。

例如辅佐秦穆公称霸西戎的百里奚，他曾历经宋国、齐国等诸侯国，都不如愿，后在其好友蹇叔的举荐下，做了虞国的大夫。

公元前655年，晋国（献公）灭掉虞国。

百里奚拒绝在晋国做官，被充作媵人（奴隶），后逃回楚国牧牛。

秦穆公闻奚贤，后派人以五张黑公羊皮将百里奚换回，拜为上大夫。

在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百里奚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百里奚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杵。

[18](卷68)”
最后，人才流动的规模宏大，阶级和成分广泛而复杂。

由于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君对人才的选拔采取，只要有才能，不论资历，不论出身，都加以启用，使得流动人才的阶层广泛，成分也比较复杂。

苏轼指出“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士皆争养士。

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侠，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20](卷105《志林十三·论古·论范曾》)。

当时社会流动的人才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有医学家、工程家、农学家等。

如名医扁鹊“负笈行医，”周游四方；公输班作为一名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由
于在鲁国得不到重用，流动到新兴的楚国，并帮楚国打败了越国；孟尝君也是依靠了鸡鸣狗盗之徒逃离了秦国，重新回到齐国。

2、士阶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在春秋战国历史上，经常出现“陪臣执国命”[18](《季氏篇》)的现象。

春秋后期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衣之士可以傲视诸侯。

到了战国，只要被统治者看中，就可以“朝为布衣，夕为卿相”。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孔子卒后。

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子羽居楚，子夏居河西，子贡终于齐。

[18](卷121)燕昭王兴建黄金台，拜普通的知识分子郭槐为师，以吸引人才；商鞅本是魏国相公叔座的家臣，入秦游说秦孝公，当上了秦国的大良造（相国）。

魏文侯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士阶层进行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首强。

战国时期的君主们竞相招纳贤士，就算不重用也对他们礼敬有加。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春秋晚期，名声广传千里，但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采纳，还常常被冷遇与奚落。

孟子作为战国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张虽然不受统治者的欢迎，但是他却能受到王侯的礼遇，被视为上宾。

淳于髡为齐之高士，梁惠王见他“连语三日三夜无倦，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18](卷74)。

当时的士人从政与否，全凭自愿，来去自由，用人者也礼遇有加，热情接待。

这表明从春秋到战国，士阶层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知识和人才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普遍尊敬，这是一个人才双向选择与自由流动的时代，也是春秋战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回顾春秋战国士阶层的演变过程，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前进，阶级关系发生变动，士人阶层从文武不分的武士蜕变为以习文为主的文士，且成分日趋复杂化，士阶层的队伍中，既有家道中衰的贵族，又有因军功得遂为士的能者，还有被统治阶级选拔出来的民之优秀者，他们能文能武，上可体察政治动态，下可沟通民俗民情。

从春秋中后期开始，士的地位逐渐崛起，“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戏剧性的身份变化，锦衣玉食的优厚待遇，极大地刺激了士阶层的急剧膨胀，因此春秋以后游士日益增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

[20](卷105《志林十三·论古·游士失职之祸》)”在诸侯争霸中，士人们四处奔走，游说王侯公卿，如遇知遇，则报以治国良策，如不得其志，则另择高枝，他们成为了统治者依赖的社会政治力量，社会造就了他们，社会又迫切需要他们。

从春秋到战国，士阶层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从默默无闻到迅速崛起的过程。

他们奇迹般地驰骋于群雄纷争的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等领域都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才能，成为当时社会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群体。

三、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一）社会变动促使了士阶层的解放
西周和春秋前期，社会上的个人基本都被束缚在宗法血缘链条上，随着宗法制度的动摇和社会变动，人们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促成了上层贵族和下层庶民的位移以及士的流动。

一方面，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解体，潜在于民间的优秀人才有了充分施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的贵族败落下移成为士人，为了求得温饱和发展，于是以技能和知识依附于人。

贵族下降和庶民上升致使士的数量骤增，促成了这一阶层的勃兴。

当时士人四处流动的社会现象，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详实的论述：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

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

荀卿所谓：“无立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
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

”……岂所谓海阔纵鱼跃，填空任鸟飞耶？[21](P.13)
（二）尊贤纳士的历史潮流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力，政争相并”[18](卷5)的时代，诸侯之间的利益纠葛复杂混乱，政治斗争风起云涌，随着各国改革的实行和霸业的开展，人才的匮乏和需求成为了当时社会凸显的主要矛盾，诸侯国君在用人方面看其才能，而不看其出身，因此尊贤纳士成为明君的共识和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

首先，人们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逐渐实现了从“重天”到“重人”关系的转变。

夏商西周时期基本是神的世界。

尤其是商代，随着王权的强化，出现了对神和祖先的极端崇拜。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14](卷32)。

周人克商后虽然认为周取代商是顺应天命，但也认识到“惟命不予常”[22](《康告篇》)，周公旦指出上天所赐予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德行表现来决定谁可为“民主”。

不过总体上看，还是以尊天为主导。

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亡国弑君屡见不鲜，出现了“陪臣执国命”[1](《季氏篇》)的现象，这种政治上的大变动，无情的贬低、动摇了天命神祗的地位，诸侯国内及诸侯之间的斗争都证明了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不决定于神，而决定于民，得民心者，“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反之，则“作则不济，求则不获。

”[7](卷3)作为中坚的民众力量，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士人阶层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展示，“重人事”的思想为尚贤政治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其次，是对人才的激烈争夺。

《吕氏春秋·赞能》篇中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治；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23](卷24)士人“一言可以兴邦”[1](《子路篇》)，“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24](卷3)确切地道出了当时士人在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之士，国之尊也。

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25](卷4)、“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18](卷126)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争夺战是异常激烈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以谦恭的态度和丰厚的待遇来吸引人才。

据《史记·燕昭公》记载，燕昭王求贤心切，在易水之滨筑起一高台，置黄金于台上，谓之“黄金台”，用于招纳贤才。

燕昭王爱贤敬贤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国才士争先恐后的奔赴燕国。

不久燕国强大起来，仅半年时间，就接连攻夺齐国70余城，使得燕国发展达到了黄金时期[18](卷34)；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论功行赏的法令，并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致山东六国士子纷纷来秦，秦孝公得以结识商鞅，展开了一段强秦的变法大计，为之后的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通过抢夺别国人才来削弱敌人，壮大自身。

比较典型的就是春秋时期的贤才由余，他本是晋国人，后逃亡到戎国，受到戎国国君的重用，在一次出使秦国时，秦穆公认识到由余是个人才，如果让他在戎，则会成为秦国的祸患，于是秦穆公使用反间计，离间戎国国君与由余的关系，使得由余留在了秦国，于是“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18](卷5)
三是通过养士来储备人才。

各诸侯国的统治阶级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巩固自己的权利地位，纷纷花巨资招揽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养在自己的官府中，这些人实际是作为智囊团和人才库，以便关键时候使用。

比较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养士。

战国末期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他召集门客根据他们所见所闻，写出二十六卷，。